汉文满文字画欣赏《清人鸟谱册》余省、张为邦〈合摹蒋廷锡鸟谱〉十三幅。每开右页以工笔结合西洋技法,描绘各种鸟类,其中亦包含传说中的鸟种。左页以汉、满两种文字记述其名称与生态习性等,具现代鸟类百科图鑑的意味。此作採用花鸟画的构图和笔墨形式来呈现生态记录,若单独观赏每一画幅,均可成为一幅独立的花鸟册页作品。如此特殊的创作概念和内涵,在历代花鸟画中诚属少见,有其独特艺术价值。

作为盛世的一国之君,乾隆皇帝不仅擅于在政治上调和鼎鼐,他还通过绘画来表达其治国安邦的理念。乾隆借着国势的强盛和他本人的兴趣,宫廷绘画异彩纷呈。从皇亲宗室、贵族们下到侍从之臣,多有能书善画之辈,甚至乾隆本人也有花鸟画传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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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喜鹊

与一般的画作不同,余省与张为邦合摹的《鸟谱》绘成后,是先交与军机处,待军机处大臣们对每张图进行考证后,再由他们分批交与裱作装裱成册。据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清档如意馆》记:“十三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九十幅,绢字图说九十幅,传旨着交如意馆表册页。钦此。”又记:“十四日军机处交来绢画《鸟谱》二百一十张、绢字图说二百一十张,传旨着将《鸟谱》裱册页七册。”乾隆皇帝谕令傅恒、刘统勋、兆惠、阿桂等这些有较大政治影响力的军机大臣们来为余、张《鸟谱》写对题,显然,该《鸟谱》的意义不仅在于对蒋氏《鸟谱》的复制,它除了具有观赏性外,可能还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起码它可作为供乾隆皇帝及皇室了解各地区鸟类的物种、名称、生理特征、栖息环境、迁徙、繁殖习性、育雏行为等的一种博物图志,即如傅恒等人尾跋所言:“洵足为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矣。”乾隆二十八年,即《鸟谱》绘成后的第二年,尚书阿桂献上了一只从伊犁捕获的罕见大鸟,当时乾隆皇帝便依据《鸟谱》中与之相近的鸟而给它定的名。(见于《钦定皇舆西域图志》)。

白喜鹊

《鸟谱》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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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鸟谱》的原作者蒋廷锡(一六六九-一七三二),是康、雍朝重要的词臣画家,字南沙,号扬孙,江苏常熟人。康熙朝进士,官至大学士。他工绘花鸟,并在与宫内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掌握了一定的西洋画技法,故其花鸟画既宗法恽寿平的没骨花鸟,讲求设色施墨,不见笔痕线迹。又参用西洋画法,注重物体的明暗、透视及写实的视觉效果。蒋廷锡曾经不断地向朝廷献上署有其名款的画作,仅被《石渠宝笈》着录的就有数十件,其中以图谱的形式敬献的大型画册,除《鸟谱》外,还有《鹁鸽谱》和《百种牡丹谱》等。蒋廷锡的《鸟谱》深得皇室尤其是乾隆皇帝喜爱,命将它藏入紫禁城东六宫区内的御书房内,以便随时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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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省(一六九二-约一七六七),字曾三,号鲁亭,江苏常熟人。乾隆二年,四十六岁的余省被户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海望力荐入宫,从此在咸安宫画画处供职。余省入宫伊始就颇受乾隆皇帝赏识,这从他初入宫时“每月赏给钱粮八两”的高额酬薪上可见一斑,当时从雍正朝就在宫中任职的老画家陈枚、孙祜等人的钱粮也不过十一两。初入宫的画家象方琮、金廷标等人一般“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工食银三两”,见乾隆二十二年六月《清档杂录》记:“新来南匠金廷标方琮一样,每月给钱粮银三两、公费银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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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鸟谱》每册的画幅尺寸及装裱形制均相同,即纵四十一点九厘米,横四十三点九厘米,为左右对开式。右页绘工笔重彩花鸟画一帧,涉及鸣禽、攀禽、陆禽、猛禽、涉禽和游禽等六个生态类型的鸟,数十个品种;左页以汉、满两种文字书写其名称、形态特征、产地、习性等,并抄录《尔雅释鸟》《诗疏》《禽经》等典籍中的相关着录。每册画幅前后,均添有纸质的空白副页和一厘米厚的楠木夹板,以防画心硌伤、受潮。为了便于保管和取用,在楠木夹板上均阴刻图名“鸟谱”及该册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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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省、张为邦《鸟谱》的数量除后来补绘的额摩鸟外,亦是三百六十幅,与蒋氏的相同。
但是,通过翻检《清档》发现,余省、张为邦在对蒋氏《鸟谱》仿制的过程中,不断按旨意增加进了新的内容,如乾隆十五年四月《清档画院处》记:“大学士忠勇公傅交苇鸟一个,传旨着照样画下,入《鸟谱》,钦此”、同年六月记:“二十六日笔帖式持来忠勇公傅交黑花鸟四件、白鸟一件,传着画入《鸟谱》,记此”。又见《清档如意馆》记:“十九年十月十二日奏事总管王常贵交来《鸟谱》图样三十张,传旨着余省画得时聚在蒋廷锡画《鸟谱》后,钦此。”有增必有减,由此可推断,余省、张为邦对蒋氏的原作进行了删减,从而保持了画作“三百六十幅”总数不变。至于增和减的具体名目,由于蒋氏《鸟谱》的遗失而无法比对。同样无法进行比对的还有傅恒、刘统勋、于敏中等人在文字内容上的修订,他们对鸟名、产地、习性等重新做了核实。正如在尾跋中言:“复详勘厘正,并识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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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宫博物院众多的宝贝中有一件宝贝一直藏于深宫未被寻常百姓所熟见,它便是乾隆年间绘成的一本精美绝伦的鸟类百科大典——《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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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谱”最先是中国古代绘画的着录形式。北宋宣和(一一一九-一一二五)年间之《宣和画谱》,是画“谱”一词之肇端。该书所录画家及其作品皆凭借文字记载而没有借助图像。直至南宋宋伯仁之《梅花喜神谱》,画谱成为一种图文并茂的形式,构成了此后画谱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由于编辑主旨、选材对象的不同,又衍生出多样的类型:既有作为传习样本的技法汇编,也有某一画家群体的作品合集;既有某种特定题材的集中展示,也有反映自然万象的博物图录等,此套《鸟谱》则是属于集中展示某种特定题材的画谱。

《鸟谱》绘成后,共12册共360幅,先交与军机处而后由军机处分批装裱成册。乾隆皇帝敕命大学士傅恒、刘统勋、兆惠等八人对每一帧上的鸟禽图加以详细注释。释文满、汉两种文字同时书写,释文对鸟名、产地、习性等进行考证、梳理,并且引用《诗经》里面的文字加以说明,使得《鸟谱》不仅具有艺术的观赏性,也富有文化的气息。

“对时育物之资,博考洽闻之助”——清代宫廷的《鸟谱》

小灰鹤

张为邦是何时离开宫廷的,没有明确的记载,应该是在《鸟谱》绘制完成后的当年,即乾隆二十六年,这一年张为邦还和郎世宁合作绘制了崇庆皇太后的“御容”,此后便不再有他在宫廷中继续承旨绘画的记载了。张为邦之子张廷彦(约活动于一七二五-一七七一)在乾隆九年张为邦的荐举下,亦以擅绘人物、山水及界画而入宫供职。

余省、张为邦的《鸟谱》此后一直深藏于清宫内府,只供皇室贵胄们欣赏把玩,一般百姓甚至官吏都是不可能接触到的。1933年1月31日山海关被日本攻陷后,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故宫南迁文物又分批运往四川,抗战胜利后运往当时首都南京。

《鸟谱》又称《仿蒋廷锡鸟谱》,共十二册,其第一至四册随清宫的大批珍贵文物,被蒋介石国民政府运至台湾,目前,被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五至十二册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开屏孔雀

(作者:李湜,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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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对余省的赏识还体现在画家的等级划分上。乾隆六年,乾隆皇帝依照其个人的审美喜好,给在宫中任职的十五位画家划分了三个等级。余省入宫的时间虽然比张为邦晚,但是,他的画艺更被乾隆皇帝所欣赏,因此被列为一等画家,张为邦列为二等画家。乾隆皇帝对余省画艺的赏识还体现在对其画作的重视上,如常谕令将余省的作品列为“头等”来收藏,《清档裱作》记:“太监高玉等交余省《茶竹雀兔》手卷绢画一张,传旨:着表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配囊,入乾清宫头等。钦此。”又记:“太监高玉等交俞省绢画《鱼》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入乾清宫头等。钦此。”再记:
“太监高玉交余省《四季梅花》手卷一卷,传旨:着裱九寸高手卷一卷,配匣,刻字,入乾清宫头等。钦此。”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