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虽寥寥数语,却能令人想见当时席上的情景:二人边吃边聊,我爷爷说起缺少“大帐”一场的戏词,朱先生想必是应允帮忙找寻。此信看似轻描淡写的家常絮语,但细读慢品,就会倍感温存。信中虽是席间言语,但朱先生绝无戏言,受人之托,终人之事,足见朱先生一诺千金。

多年来,我始终称他为季黄老伯

当年捐赠之时朱家家宅已经充公,只剩一间蜗居。其收藏全部无偿捐赠,曾招致很多人的不解。

朱家溍文中所说的援庵先生,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垣,曾经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兼图书馆馆长。另一位沈兼士先生,是古文字学家,曾就教于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后担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兼文献馆馆长。朱先生是陈垣和沈兼士的学生,深受二位先生的影响。我在此之所以要引用朱先生的这段话,是想说:朱先生很推崇陈垣、沈兼士将故宫里的文献史料迅速向外界公布的做法,这样可以使历史资料“活”起来,在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史料的实用价值,而不是让史料在深宫中沉睡。朱先生将故宫升平署内学本子上的戏词抄给我爷爷,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将档案史料向外界公布的一种方式,这样不仅有助于舞台演出,也让史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朱先生学养深厚,深知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做的是“活学问”。

赵珩口述 本报记者/王勉录音采写

故宫博物院藏了一件唐代欧阳询行书《张翰思鲈帖》,在末行文字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鲈鱼,遂命驾而归的后面,有八个被刮的字迹。另一件宋代蔡襄行书《遣使持书帖》,末一行谨空二字后面也有八个字痕和一个印痕。

第一场 大帐

到朱家程门立雪问艺的行内人非常多

朱家溍曾有一句:古器物有聚有散,有散有聚。聚是一乐,散而能得其所,亦是一乐。

朱家溍先生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和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他为何会跟我爷爷有书信往来呢?我奶奶说,朱先生从前常来家里找我爷爷聊天,到了饭点我爷爷就留朱先生在家里吃饭,老哥俩边吃边聊,每次都得聊透了。

1952年,他们两人都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到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一段经历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难以释怀的结。王世襄先生直到晚年都不能提这个事,一提到就义愤填膺,直到晚年都过不去。但是朱先生说到这个事的时候却是泰然自若。他给我详细讲述过当时怎么来抓捕他,他说:“当时房头上和院墙上都站着兵,荷枪实弹,其实用得着吗?”并说:“走的时候给我戴上手铐,我还来了一个《战太平》中华云在采石矶被俘的亮相”。这些描述不禁让我哑然失笑。他也不大爱提1952年那些事,但是提到时也就是一种很诙谐的态度。当然,他心里也有痛苦,但表面上却能一带而过。

其实,朱家选择捐赠700余种碑帖,是朱文钧在世时就已许下的承诺。当时马衡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欲申请专款10万元收购朱家所藏,被公认系统最为完整、拓工最古的碑帖拓本,以补充故宫这方面收藏的不足。结果被婉拒,他的理由是:虽然故宫是这些碑帖最好的归宿,但暂时还要留它们在家中用以研究,将来也不用再提价钱,自会全部无偿捐赠。

对刀步战

这也说明他心里坦然,没有让旧日的伤痛影响到后来的生活和情绪。除了1952年那次,他一生还遭遇过很多坎坷,一是在五十年代末,被下放到江苏宝应劳动锻炼,他也能安之若素,在那里觅得生活中的快乐。二是“文革”中又去了湖北咸宁和丹江的两个干校。朱先生和王世襄在干校都有几张照片流传于世,光着脊梁,穿着短裤,晒得黝黑,与真正的农民无异。在那种生活状态中,只要给他一定的空间和宽松一点的环境,他就能过得高兴,这也说明朱先生非常乐观、豁达,这是他非常了不起的方面。

朱家溍透露,《张翰思鲈帖》在清乾隆年间进入皇宫内府,末行之后被抹掉的八个字,是乾隆御题妙于取势、绰有余妍。蔡襄《遣使持书帖》末行之后也是乾隆帝御题,为淳澹婉美、玉润金生八字。

信文如下:

他有四个孩子,长子传棠在“文革”前就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分配在辽宁鞍山,一直不在身边;次女传梓结婚以后搬了出去;大女儿和三女儿——传栘和传荣一直在他身边。朱先生的夫人赵仲巽女士是一个旧式的知识妇女,但一直没有工作过。他们夫妻相濡以沫,直到夫人先于朱先生去世。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经常互相逗着玩。传梓、传荣姊妹对父母都是以“爹、娘”称呼,不像我家叫爸、妈。虽然家里很简陋、破旧,但是气氛融洽,是那些豪宅富贾不能想象和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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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我有一本书要出版,我送了一份校样给朱先生看,希望他给我写一篇序。朱先生非常仔细地看了一遍,居然写了一篇6000多字的序,同时也指出我里边的一些谬误。那些谬误我仍然留在了书中,而在后记中写到了朱先生的指正。证明前辈老先生闻见广博,而我的知见孤寡,立此存照。

到1949年,朱家溍在与马衡院长聊天中,故意随便说了一句法院封存的箱子,现在可以打开了。马衡不置可否,朱家溍就把封存的箱子逐一打开,一箱一箱看过。他从箱子中发现了宋徽宗的《听琴图》,宋代马麟的《层叠冰绡图》,经考证都是真迹。就这样,《听琴图》重见天日。

这样显赫的家世留给朱家溍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呢?是祖宗的盛名,还是万贯家财?都不是,是淳良的家风。

真正的尊严从来不是别人的认同和尊重,而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同和尊重。“永远把自己的心捧得高高的”绝对不是妄尊自大,而是不失去做人的尊严,是摆脱了世俗之上的骄傲,也是经历过人生波折的大彻大悟。朱先生从来没有因别人给予的荣耀而自喜,更没有因前半生的坎坷而怨天尤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应该是从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最高境界。我觉得朱先生是这样的践行者。

盗宝太监用口水抹掉乾隆题字

吴小如、启功两位先生对朱先生的评价值得我们深思。无论专业演员还是票友,都应从朱先生身上得到启示。对于从事艺术、热爱艺术的人来说,不能光有热情,还要提高文化修养,文化修养可以使你对艺术的理解上升一个层次。任何一个时代,能成艺术大师的人都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推而广之,干什么都得有文化,即便是玩儿,有了文化也能玩出学问、玩出品位。

有人说王世襄的学问、朱家溍的学问是从玩闹出来的,其实是不正确的。他们都有很深的旧学功底,包括经史之学、文献之学,很多是从小时候训练而来。现代的学校教育多没有这种训练。王世襄虽然是燕京毕业,但是后来并没有用上学校所学的东西。朱家溍在辅仁读的是国文系,倒是与幼年的读书有了更多的契合。朱家溍刚上大学时想学素描,后来余嘉锡、沈兼士他们说:“你学这个干吗?还是好好读经史。”他就没有再学素描,放弃了走绘画这条路。他素描功底虽然不行,但是他中国画画得相当棒,字也写得很好,尤其是他画的仿方士庶山水,精彩极了。他还给我看过他仿韩滉的一张《五牛图》,功力极深。幼年的熏陶和所处的文化氛围给了他极大的益处。现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文化造诣,做旧体诗做不了,因为不懂格律;写字写不了,因为没有幼年临池的基础。可是朱家溍曾经想当画家吗?他从来没想过;想当诗人吗?也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不过是中国文化人应该具备的修养而已。

《听琴图》在今天看来无疑属于无上妙品。这幅画从北宋保存到现在800多年还那么干净漂亮,能见识真容者无不啧啧称奇。朱家溍透露,此画差点被打入赝品行列,在黑暗箱子中封存十多年。

艺术的发展离不开文人的参与,欣赏艺术更离不开深厚的文化修养。如今,有些演员违背艺术规律地瞎演,偏偏就有一群“没文化很可怕”的观众捧臭脚,乱叫好。这样只能把艺术推上畸形发展的道路。演戏的人,看戏的人,静下心来,多读点书,戏才有“戏”。

朱先生看戏的时期,正值京剧的巅峰,也就是梅、余三足鼎立的时代,朱先生对梅、杨、余都有很中肯的评价,对同时代的其他演员的议论也都是非常公允、客观的。每当说到高兴处,尤其是杨派大武生,朱先生都常常站起来,连说带比画,刻画得入木三分。

抗战胜利后,故宫博物院准备影印出版珍贵的《法书大观》,当时的院长马衡嘱朱家溍撰写收传说明,但又很忌惮盗窃之类提法。朱还是留了一手,没有下断语。50年后,才终于说出真实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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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也不在朱先生家吃饭,朱先生也从不留客,每在吃饭前大家就走了,他家里也实在没法招待客人。朱先生直到晚年,仍然是骑自行车上下班,故宫里的办公室也不是独立的,而是跟别人拼在一起的。

一场官司让名画误作赝品

朱文钧斥巨资收藏了国内很多独一无二的碑帖。故宫博物院马衡院长打算跟行政院申请一笔经费——约十万元——收购朱家所藏碑帖。朱文钧和马衡约定,等朱文钧百年之后将其所藏全部碑帖无偿捐给故宫。朱文钧离世多年后,1953年,朱文钧的妻子提议以朱家溍兄弟四人的名义将朱家所藏碑帖共七百余种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这就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一诺千金,无需字据。朱家人真可谓是读圣人之书,行君子之事。

工人、修车的都可以是他的朋友

倾其收藏捐赠国家

朱先生多才多艺,书画、摄影无不精通,尤嗜戏曲,且造诣颇深。朱先生的小女儿朱传荣说:“父亲一生爱戏。13岁登台演出《乾元山》开始,86岁以《天官赐福》告别舞台。舞台实践七十年,竟然超出他服务故宫博物院的年头。”

说到蜗居,朱先生的居室确实是蜗居,他的起坐间就在北房耳房的一角,大概十二三平米,一个很小的空间,靠北搁了一张老式的八仙桌,桌子上堆得乱七八糟,还有一台12寸的小电视,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他去世。里屋稍大些,也是书房和卧室,而外间就两个木头扶手的旧沙发,木靠背,一个靠垫也不软和,来客就在这样的地方说话聊天。

这二帖与另外十大名家法帖合成《法书大观》一册,但在清亡后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见不到登录,属于清室善后委员会漏点了的文物。日本侵华战争发起后,故宫古物南迁,留守人员在各宫殿继续搜集原藏物品,在漱芳斋前檐木炕的炕板下,发现《法书大观》被夹在几个破坐褥中间。

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说:“现在有些演员在演京戏时发音吐字呈混乱现象,有的字上口,有的字却用普通话的语音声调,显得很不谐调……在这一方面,朱老作为文化修养层次很高的业余表演艺术家,当然占绝对优势,因此也正是我们值得学习借鉴的所在。”
吴小如先生为何说朱先生值得后辈向他学习呢?原来,朱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在校期间他曾选修过沈兼士先生的音韵学。沈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门生,在音韵学方面造诣颇深,朱家溍在沈兼士先生的课上受益匪浅。启功先生认为,朱先生的念白之所以很讲究,完全得益于他深谙古今音理变通之奥秘,而京戏念白中有许多字都与古音韵有关。

在书画、碑帖的鉴赏知识方面也有很多我向朱先生请教的地方。例如,现在有很多古代作品都会有争议,包括张伯驹收藏过的展子虔《游春图》和《平复帖》,也都会有一些异议,朱先生是以非常客观、平和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既有财力又有鉴赏力,这使得朱文钧从30岁左右就开始大力收购碑帖字画,到了40多岁,所蓄法书、名画、善本图书以及铜、瓷、玉、石、竹、木等古器物,已有相当多的珍品、精品。

元珊老弟 如晤

朱先生是个热爱生活的人,虽说住的是蜗居,但是每到春节前后,他的书房案头上都会摆上几盆盛开的水仙,给不大的居室少添几分和煦与春意。

这个办法的前提是,清宫中绝无假东西,因为无人敢冒欺君之罪贡献假货。但实际上,清代自乾隆、嘉庆以后,皇帝根本不怎么有兴趣欣赏古文物,外省官员遇有万寿节日,贡品中却照例还是会送上一些文雅物事,他们知道皇上不怎么看,于是有胆大的就弄一些假书画假铜器糊弄皇上,赝品得以流入宫中。

我爷爷的大姐夫王少楼先生是余叔岩先生的得意弟子,年长朱先生几岁。朱先生爱看王少楼的戏,俩人每次见面必谈学余的体会。当年,朱先生曾向王少楼学过一出《坐楼杀惜》。我爷爷和朱先生正因杨、梅、余的艺术才会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尽的戏。

家里养了几只猫,都不是什么名贵品种,由于来去自由,上房爬树,因此身上总是弄得稀脏。也有随时来访的野猫,出入也是大摇大摆,无所顾忌。他们在屋门下端挖个窟窿,猫能出入方便。有时候,那些猫也跑到朱先生身上,蹿上跳下。虽然是蜗居之中,其乐也融融。我能感觉到他们家庭的欢愉与和谐,也为此而深受感动。以朱家所捐献的文物而论,就是随便拿出几件来,买几处豪宅也是绰绰有余,但是朱先生和他的两位兄长却一直住在这所并不宽敞的院落中,安贫乐素,这可能是很多人所不能理解的。

朱家溍(1914年-2003年)生长在一个文物收藏世家,1946年起入故宫工作57年之久,一生寓目过大批国宝级文物,是我国现代文史大家,故宫文物鉴定专家。在这本书里,他纵谈古代书画流派风格、收传次序,文物真假辨识,另辟蹊径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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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以后,他恢复了多年不见于舞台的许多传统戏,比如《麒麟阁》、《青石山》《宁武关》《湘江会》等。他演《青石山》我在场,是在长安大戏院。那天还发生了个笑话,因为多年没人演出此剧了,观众对剧情并不熟悉,而且那天的节目单又打错,把扮演吕洞宾的演员印成了朱家溍,大家都是奔着朱家溍去的,结果道装小帽的吕洞宾一出场,碰头彩震天响。吕洞宾本来在剧中就是个配角,于是弄得那个扮演吕洞宾的演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到朱家溍先生扮演的关平出场,却反响平平,这也说明大家对朱先生的期待。那天朱先生在后台拍了许多剧照,还特意亲自题写了一帧送给我,保存至今。

但朱家收集的藏品,乃至用来包容它们的旧式大宅院,都只是陪伴了朱家溍的幼年及青年时光。从1953年起,朱家就将收藏陆续捐赠予国家。捐赠数目之多,档次之高,若拍卖,真是无法论价。

朱家溍先生写这封信的大意是说,我爷爷和朱先生在马凯餐厅的饭桌上聊起《对刀步战》这出戏,我爷爷说缺少“大帐”一场的戏词。朱先生回去后从升平署内学的本子上照原样把戏词抄给了我爷爷。

朱先生对我的家世也是非常了解的,当时朱先生的夫人赵仲巽女士还在,她对我的家世比朱先生更为了解。因为她小的时候就在北兵马司我的曾伯祖赵尔巽那个大宅子里玩,她比我的叔祖父赵世辉小几岁,接触很多。因此我一去,她就必提我的叔祖父。

碑帖之后的两次古籍、器物的捐赠均由朱家溍主张:1976年,明代紫檀、黄花梨木器和清代乾隆做工紫檀大型木器数十件,以及明代名砚、宣德炉等捐赠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同年,数万册古籍善本捐赠给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94年,包括唐朱澄《观瀑图》、北宋李成《归牧图》、南宋夏圭《秋山萧寺图》在内的书画及明成国公朱府紫檀螭纹大画案等,捐赠浙江博物馆。自此,已可以说倾其所有了。

朱先生之所以能和我爷爷成为好友,皆因他俩志趣相投,交集颇多。我爷爷是富连成“元”字科的武生,朱先生最爱看、最爱演的就是武生戏。他俩都是武生泰斗杨小楼的拥趸,且都对杨派武生艺术甚是痴迷。朱先生曾在《杨小楼的夜奔》一文中写道:“富连成原来没有这出戏,在这个时期王连平向刘宗杨学会这出戏,在科班里教给黄元庆、徐元珊、茹元俊,从此富连成有了这出杨派《夜奔》。”我想,杨派武生艺术一定是他俩聊天绕不开的话题。

1988年,周一良先生给我写了两封信,都谈到他的大伯父周至辅有一本研究杨小楼的资料希望出版的事情,后来这件事总算办成。这本书的内容不多,没有多少字,是很薄的一本小书。我想请朱先生为封面题签,为此征求周一良先生的意见,他也十分高兴,觉得朱家溍先生题写书签是最佳人选。后来朱先生寄来十几条题写的书签让我选择,十分认真,也可见朱先生对杨派艺术的崇敬。

1933年,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被指控盗宝,本是一件冤案,但原告不撤诉,要求继续调查。于是有人提出一个办法清查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没有假古董,如果有,那就是易培基以假换真盗走了。

朱先生台上能演戏,文武昆乱不挡;台下能著文,名角儿好戏一个不落。他的著作《故宫退食录》中留下了不少宝贵的京昆资料。足见,文人参与艺术活动可以大大地促进艺术的发展。朱先生在从听戏、演戏中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对京剧、昆曲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朱先生字季黄,因为是世交,多年以来在书信中我都称他为季黄老伯,他称我为赵珩世兄,这是我们两人书信往还中的称谓。

民国审理易培基案,不信任故宫博物院内的专家,另行聘请社会上的名画家黄宾虹到故宫执行鉴定任务。黄先生手头一翻,翻出大批假古字画,就包括《听琴图》,另外装箱,由法院贴上封条,认为是被易培基调换过的。

今年是朱家溍先生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斯人远去,尺素留痕,是以为念。插图
王金辉

晚年时他应邀全国各地去跑,都请他做文物鉴定工作,到哪儿都受到很高的尊重和礼遇。有人说,朱家溍先生鉴定文物的慧眼是与生俱来的,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天下哪里有与生俱来的东西?文物鉴定的学问既没有设立这样的学科,也没有这方面的教材,对于文物鉴赏的知识只能是从实践中来。朱先生是文物鉴定大家。他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是别人所不具备的,就是他几十年在故宫接触了无数名家书画以及器物之类的东西,这是他的工作环境给了他一个良好的实践机会,所以朱先生对文物鉴定有很深的造诣。另外,他的父亲朱翼盦先生也是收藏家。家里书画、碑帖、古籍版本及器物极其丰富,耳濡目染的熏陶,生活环境的接触与养成,也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据《萧山朱氏宗谱》载,自朱文公朱熹到朱家溍这一辈,为第二十五世。民国成立时,朱家溍的父亲朱文钧任职于财政部,担任参事、盐务署长。故宫博物院成立,又被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古代书法、绘画、碑帖及其他古器物。

朱家溍

他最后在305医院去世。我去看过他两三次,最后一次给他送了一些家里做的沙拉,还有从德国肠子铺申德勒买的新鲜香肠。那天他睡着了,我和内子没有惊动他。晚上传梓给我打来电话,说朱先生醒了知道我来过了,看到那些吃的东西很高兴,跟他两个女儿说,“今天晚上好,有西餐吃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朱先生。

这一发现引起了不少猜测。朱家溍提出一个看法,认为这是溥仪未出宫前,太监准备盗走,一时又没有找到适当的机会,就暂且放在炕板下等待时机。当时的盗窃者对于清代皇帝御题和宝玺尚有顾忌,所以把《法书大观》十二帖的御题和宝玺全部去掉。从痕迹上看,很有可能是用手指蘸了口水匆匆抹掉的。

nbsp1976年,由朱家溍提议,朱家兄弟又将家藏的家具和多种古器物无偿捐赠给了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随后他们又将家藏的两万余册历代古籍善本捐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1994年,朱家溍又向浙江省博物馆捐献了一批古代书画精品。朱家这几次捐献的文物总价值过亿。文物鉴赏大家王世襄曾评论:“朱氏是近代捐赠文物质量最高、数量最多的有数几家之一。”朱家溍以国为家,不把文物据为己有,重视文物的文化价值而轻经济价值,他看重的不是诱人的利,而是无价的义。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吧。

每次展卷观看古人书画的时候,总看到上边钤有“子孙永保之”、“子子孙孙永保之”的印章,但在后世拜观的时候,已经不知流经多少人之手。所以对此应该豁达,不如给它们找一个好的归宿。

著名学者吴小如先生曾经这样介绍朱先生:“其实朱老并不只学和只演杨派武生戏,也揣摩并实践演出余派老生戏。除看杨小楼的戏外,他也是余叔岩和梅兰芳两位大师的忠实观众,他看余、梅两家的演出场次丝毫不比看杨小楼的次数少。他对余派戏和梅派戏同样有研究,且造诣很深。”我爷爷是梅兰芳剧团的当家武生,又是梅兰芳的表弟。当年我爷爷唱完开场戏就站在台侧看梅兰芳的大轴,十年里从未间断,故而深谙梅派艺术精髓,后来他还帮助梅葆玖恢复排演了大量梅派剧目。朱先生在上世纪50年代曾参与梅兰芳先生《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的记录工作,因此是梅宅的常客。我爷爷和朱先生正是在梅家相识的。

有一次我们聊到故宫从拍卖市场上拍回的宋代张先的《十咏图》,有的人说可能是赝品。朱先生说:“张先的东西从未见于世,未见于世的东西就没有参照物,没有比较,那么我们今天只有这一件,而且从纸质、墨色各方面来看,应该说与他所在的年代相差不远,即便是仿的也是当世人仿的。既然没有其他的参照做对比,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把它看成是张先的作品,是真的。”这是比较宽容、客观的看法,我和朱先生聊这些的时候也非常受益。

某,周遇吉,奉命镇守永宁,可恨李自成统领强兵直压城下。我与他爱子李鸿基连战数阵,眼见得生擒在望,怎奈他马走如飞。约他今日会阵。众将官开关迎敌者

2003年的春天我到朱先生家去,聊了一会儿,他忽然问我:“你怎么戒烟了?”我说:“没戒,在您这儿就不抽了。”因为我知道他检查出肺癌。他说没事,说着进里屋拿出一盒大中华,拆了,两个人对抽。

在整理爷爷遗物时,我发现了一封信。牛皮纸的信封已略有破损,信封右下角印着“故宫博物院”五个红字。展信读来,但见纸页泛黄,原来这封信是朱家溍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写给我爷爷徐元珊的。

直到晚年他还经常“耗腿”

久未晤言 想念甚切 前在马凯席上 谈及“对刀步战” 吾弟说“缺少大帐的词”
我这里有一本升平署内学本子封面上写“光绪九年七月准,按外边謄的”
这个本子别字很多 几乎讲不通 但也无法改正 只好照原样抄这场大帐
老弟当然一看就明白可以斟酌改正 专此即问近安 并问弟妹好

最近这些年有很多文章都提到我和朱先生是忘年交,这是我绝对不敢承当的。我从1985年接触到朱先生,到他去世将近20年的时间,无论问学、求教,我都是执晚辈弟子礼,朱先生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师长。

朱家溍先生是南宋大儒朱熹的廿五世孙,他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是一位典型的读书人。他的高祖朱凤标人称“萧山相国”,在清道光十二年考中一甲二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他的父亲朱文钧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碑帖收藏家、书画鉴定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时,朱文钧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收藏的古代书画碑帖。1934年,伦敦举办中国古代艺术展,那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在国外展出中国古代绘画作品的展览,全部展品都由朱文钧亲自选定。

朱先生是一位戏曲研究家,他从来不愿意人家说他是京剧票友。他是酷爱京剧,对京剧有很深的造诣,而且能够粉墨登场。他在六十年代初就曾经和言慧珠演过《霸王别姬》。言慧珠当时也是名角了,不是随便人都能给她配戏的。梅兰芳晚年演《霸王别姬》时,扮演项羽一直是用的花脸刘连荣。但最早梅兰芳和杨小楼演的时候,杨小楼是以武生的行当来演项羽,项羽的那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气形象,武生远比花脸要好得多。所以朱家溍演项羽,也是以杨派大武生的功架去演绎的。

对这出戏我不大懂,对这封信我略有所思。这封信让我想起我奶奶对朱先生的评价。我奶奶说,朱先生和戏班里的人不太一样,言谈举止透着那么文气,有一股子说不上来的劲儿。

朱家溍先生和王世襄先生在中年时赶上很多次政治运动,再加上学院派学者对他们的不认可,所以他们在各方面境遇并不是很好,但是他们的晚年却非常荣耀。这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国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他们的知识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们的文化得到了认同,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也是一个比较宽容的时代。今天的人们开始喜欢收藏,喜欢书画,喜欢旧学,喜欢掌故和诸多传统文化方面的学问,这也说明我们社会的进步和价值取向所发生的变化。但老先生们没有变,他们还是他们自己。

兢兢戈矛贯略精,长风早已动高空,丈夫有谋心臣冲,大将献韬旧有名。

朱家溍在《回忆陈垣、沈兼士两位先生》一文中写道:“援庵先生主张赶快公布档案史料,供学术界研究……援庵先生认为:公布档案史料不必耽搁时间,搜寻某一历史事件的全部档案,根据档案原来次序发排,十天出版一册……沈兼士和陈垣先生的思想是一致的,继续坚持十天出版一册《史料旬刊》”。

朱先生的兴趣爱好极其广泛。他们家里也唱堂会,我看过他们家堂会的戏单,一些名角都在上面。由于家庭和环境的熏陶,他从小就喜欢戏曲,尤其喜欢武生戏,特别钟情于杨小楼。

后来屋里没有人,他左顾右盼以后,轻声问我:“你们老太爷也是肺癌,我就想问一个事儿,你跟我说实话,这肺癌到最后的时候疼不疼啊?”我对他说:“肺没有神经,不疼,到晚期只是衰竭。”朱先生听了很释然。

朱先生和我父亲都是辅仁大学毕业的,朱先生入学是1937年,毕业是1941年。我父亲入学是1943年,毕业是1947年,比朱先生晚了六七届。

当时很多人家都是这种情况,主要是考虑到孩子的新式教育不可废弛,中国传统的经史也不能丢弃。我所知道的朱家溍先生、王世襄先生、周一良先生、杨宪益先生等都是这么过来的。在这一点上他们都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