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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民居看改造后的粮仓

阳春三月,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迎来一场特殊的展览: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旨在显示新时代中国艺术家参与乡村建设的努力和成果。此次展览选取了画家渠岩在广东青田、策展人左靖在云南景迈、画家靳勒在甘肃石节子以艺术参与乡村建设的范例。策展人、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方李莉表示: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有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乡村,在那里蕴含着我们世世代代积累下来的中华文明的智慧,这一智慧包括了中国的天地人和的宇宙观,包括类似二十四节气这样的农业知识体系,还有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更包括中国人家族繁衍的人生文化,以及传统中国人的生活样式。她认为,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去保护这些遗产,而是要进一步激活这些遗产为我们今天所用,而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能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形式表达去唤醒沉睡的传统。

近几年来,《石节子村美术馆》、《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碧山乡建实践等长期的项目,以及近期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艺术活动,包括《气韵生动中国当代艺术与美丽乡村建设研讨会》和《乌托邦异
托邦乌镇国际当代艺术邀请展》等大型的当代艺术展和学术活动,呈现出中国当代艺术由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开始向二三线城市,甚至是向乡镇转移的现象,是人们厌倦了城市的喧闹生活,希望开始恢复新的农业生活方式相呼应的逆城市化现象。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

关于艺术乡建话题的上篇中,有一段艺术家靳勒聊起自己对农村生活的经验,作为生活在凋敝乡村中的村民切身的体验,使人印象深刻。他这样讲:小时候还好,都是穷人家的孩子,自己吃不饱还惦记着能给台湾小朋友留一口,贫下中农最光荣,相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你的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一片山,这一条小路,你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出生在农村的人,到了城里,或多或少会有自卑感,你知道你是农村户口,你与城里人是不一样的,你穿的,你吃的,你住的都有区别,你会很敏感,很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这种认识直到结婚生子了才会慢慢会好转。不知道是环境还是其他什么决定了这种不平等,你喝水不方便,你走路不方便,你上学不方便,你没有机会挣钱,吃不好、穿不好,没有钱盖好房子,你看不了电影,也看不了美术馆!你不可能有自信也不会有自尊,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农民。你努力了运气好上了大学,离开了这个地方。每年回到这里你发现除了人老了小孩少了年轻人少了再没什么变化。

魅力青田

当代艺术项目逆城市化现象的发生,是在自上而下的乡村改革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指出:乡建是为持续衰弱凋敝的农村提供基本的公共体系,基本的服务。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民工潮进入城市,导致乡村空巢情况严重,农村的人文、经济环境都在逐渐的消耗殆尽,而大量的资源都集中到了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但城市也有很多问题,就业、生态等问题,城市也越来越不堪重负。大城市和乡村间的经济、文化资源共享形成巨大的不均衡。

这种苦涩的味道,在靳勒离开石节子村后变成了乡愁,令他返乡重建家乡。石节子美术馆也是在这厚味里度过了八年,但这只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个案,艺术家靳勒和这个村砸断了骨头连着筋。其它地方的情况又如何呢?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谭刚毅曾提出乡建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为何乡建?乡建为谁?谁在乡建?怎样乡建?

乡村振兴 艺术家不可缺场

我只承认现在很多农民和非城市居民住在农村,但那个不叫乡村。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描述曾经延续了2000年有乡党,有乡绅的乡村已经消失。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建筑学系教授、院长、博导也同样认为:以前乡村再穷不怕,有乡绅,有家族,社会结构非常稳定。乡村有村规民约,是有底线的,而现在乡村的社会结构彻底解体。并且,他还指出:乡建应该是产业形态、社会形态、空间形态的异质同构,就顺序而言,空间形态与风貌应该求其次。乡建是个复合系统,涉及到自然生态、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时间周期、类型差异、不同地区规划设计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多的应该是慧能的激发,而不是智能的滥用。不应该采用程式化的方法全覆盖所有的乡村。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漱溟从文化角度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组织,认为不同类型文明中社会构造不同:西洋人重集团,中国人重家庭,于是中国由家庭单元衍生出伦理本位,走向职业分途,形成由家族伦理关系构成的和谐社会;西洋则从集团演化为阶级对立;因此西洋是阶级对立社会,中国是职业分途社会。西洋文明强盗式进人中国之后,冲击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使之几近崩溃。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叠加,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形成文明失控,是近代以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农问题、乡村振兴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事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从政府到社会各种力量去参与和努力,这其中艺术家不可或缺。

最近,乡建项目西河粮油博物馆及村民活动中心刚获得金点设计奖,作为此次项目主持建筑师的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何崴在雅昌艺术网谈及项目的难点时,对于设计师首先要面对的是从单一身份向复杂身份的过渡,他说:这个乡建项目的工作性质是非常模糊和不确定的,也是非常多重的,所以最后呈现出的结果大家都觉得不太像一个建筑设计,有点儿像公共艺术或者是艺术事件。作为设计师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多元的,不是纯设计的工作,应该是策划者、设计者、经营者、执行者等等角色混合体。

为乡村的多样性而保护文化遗产

荷兰人类学家范丹姆强调审美的普遍性,认为审美就像经济生产一样是人类生活的常态,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视角的参与。艺术家是以审美和创造美为专门职业的人,在乡村建设这一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生活的变动中,艺术家的作用,不可替代,也不可忽视。事实上,近年来,包括画家、建筑师等艺术家大量参与乡村建设取得的成果,引起了普遍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艺术介入到乡建之中的时候,艺术家如何面对复杂的乡建?其身份如何?如何避免程式化的全覆盖现象?乡建项目如何持续的作用于当地?从受地方政府委托参与乡建项目的何崴,到本地艺术家靳勒和外乡人左靖,三位艺术家各自参与乡建的处境、身份不同,方法也不同。

左靖的在碧山村的经验是,让碧山回到碧山的年轻人手中,村民才是乡村的主体。

渠岩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先行先试的人。渠岩是上世纪80年代就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艺术家。2005年的一个冬天,当渠岩偶然来到位于太行山区的一个20多户人家的许村,他被深深打动:许村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感觉。他当即决定放下自己的画笔和相机,通过艺术行动来改变这个凋敝村庄的命运。

靳勒和石节子村村民在石节子美术馆开幕式上

乡村资源的大量流失,不仅空巢化严重,而且文化资源丰厚的古村落民居大量被拆毁,从建筑构建到精美的生活器物大量散失异地或海外。左靖认为古村落的异地保护是有害的:我坚决反对拆掉!我们经常可以在北京看到一个徽派建筑,在上海看到一个徽派建筑,这种所谓的异地保护,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这种异地保护变成了很多不法商人利用这个口子把完全可以原地保护的建筑,因为商业利益的驱使卖给一些有需求的人,这样导致大量的古建筑离开自己的故土,变成毫无生气的标本,竖在北京或者是上海等一些异地,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而且这种事情愈演愈烈,非常可怕!大量没有定级的历史建筑,任何人只要出钱就可以廉价把它拆除搬走,这样导致整个中国传统村落依赖的物质基础建筑,文化基础的一些物理空间都会消失,导致乡村的传统整体彻底消失。

左靖原本在北京798的艺术中心从事当代艺术策展工作,在国内外策划过几十场当代艺术展览和电影展映。2007年左靖和另外一位策展人欧宁来到安徽省黟县碧山村。这是一处典型的南方古村落,山高田广,阡陌如绣,白墙黑瓦,鳞次栉比。但是,由于文化认知水平的局限和单纯功利性的旅游开发,其自然生态和文化传承,都遭受着日甚一日的破坏和削弱。于是,一项志在创建一个艺术家与乡民共同生活的乌托邦艺术计划开始孕育了。

本地人靳勒 改造农村,不仅仅是扶贫

传统社会的乡村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虽然传统乡村文化的载体精美的古村落建筑还在,但也面临被拆毁殆尽的趋势。因为,这些与当地人文地理融为一体的精美建筑,是保证乡村文化多样性的一部分,如果失去了这些承载乡村传统文化艺术的物理基础,乡村建设也会陷入千村一面的灾难。

比较起来,靳勒的想法来自更多现实主义的考虑。靳勒是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土生土长的艺术家。这个西北的山村一共13户人家,人烟稀少,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致富资源,也没有可以吸引外人的旖旎风光。靳勒是20世纪80年代村里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算得上是村里的指望。后来成为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的靳勒,也念念不忘生活在穷乡僻壤里的父老乡亲们。2008年,靳勒被历史性地推选为石节子村村长,他下定决心以一个艺术家的力量改变石节子的命运。

我在和艺术家靳勒聊起他小时候在乡村的生活经验时,老靳感觉那时候大家都是穷孩子,自己吃不饱还惦记着能给台湾小朋友留一口,贫下中农最光荣,相信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时候,自己的眼睛看到的永远都是这一片山,这一条小路,根本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样的世界。出生在农村的人,到了城里,或多或少会有自卑感,自己知道自己是农村户口,与城里人是不一样的,你穿的,你吃的,你住的都有区别,你会很敏感,很在意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这种认识直到结婚生子了才会慢慢会好转。不知道是环境还是其他什么决定了这种不平等,你喝水不方便,你走路不方便,你上学不方便,你没有机会挣钱,吃不好、穿不好,没有钱盖好房子,你看不了电影,也看不了美术馆!你不可能有自信也不会有自尊,你也不知道你是谁,就知道自己是一个农民。你努力了运气好上了大学离开了这个地方。每年回到这里你发现除了人老了小孩少了年轻人少了再没什么变化。

对于有800多户,保存完好的明清时期古民居和祠堂百余座的碧山村而言。如此大规模的建筑群需要保护,在没有政府文物保护资金资助,乡民又无力维修,房子倒了也没人管,任凭它自生自灭,如何保护及再生利用是一个难题。

他们三位都是国内较早明确地以艺术家的思想和理念认识到现存建设的深层次和挑战性问题,而准备投入这项艰难事业中的人。艺术家和乡村的不同情缘,在当时看来都具有偶然性,但这背后仍然有一个必然性,即20世纪以来,在科技力量的驱动下和社会生活激变的浪潮中,艺术观念不断发生颠覆性变革。从现代艺术到后现代艺术,人们看到了艺术领域呈现出斑斓多姿,甚至稀奇古怪的景象,但另一个主流的方向是艺术家更多元和深广地拓展了艺术的边界,人们越来越自由地理解艺术和人类生活的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所副研究员王永健说:当靳勒把整个石节子作为一个美术馆来看的时候,这不仅仅是艺术的狂想,是一个时代性的艺术观念在支撑着他!

在今天,能够为村庄、为村民做事的艺术家太少了,石节子村的情况与其它乡建艺术项目最不同的是我是其中的一份子,我要了解他们想什么、做什么、需要什么、我能做什么,要融入其中。甘肃天水市秦安县叶堡乡石节子村土生土长的艺术家靳勒,是80年代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从2007年召集石节子村4名农民去德国参与第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艾未未作品《童话》开始,在2009年正式创建了石节子美术馆,石节子村有十三户人,村美术馆也就有了十三个分馆。他被村民看作是能人,被村民选为荣誉村长。在靳勒看来改造农村,不仅仅是扶贫。
用艺术改变乡村从想法到实践,一晃已经8年过去了。

左靖和其他艺术家们早期,从村民手中买老房子,如果按《土地法》,城镇居民是不可以买建设在农民宅基地上的老房子。可是徽州的老房子是历史建筑,不是宅基地上的新建筑,早在宅基地的概念之前已经有了的属于历史建筑,需要抢救保护。政府还没有投入这笔资金,村民也没有力量去修,左靖讲:正好是黟县是关于历史建筑产权问题的一个试点,一些符合条件的建筑可以过户。如果让民间资本去介入,可以保证乡村文化物质基础在当地的延续。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创新,包括怎么安古法维修老房子,并且赋予老房子一些新的功能,使它更加适合现代人居住,这方面做了一些有力的尝试。因为维修这些历史建筑要符合传统的营造法式,以及符合我们在地文物部门对老房子保护的要求。这样的历史建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并且没有任何纠纷的情况下,是可以过户的,当然这也是一个实验。

在北京大学教授于长江看来,艺术家作为参与乡建的一个主体的类别,还有很多社会学意义上的便利之处。比如,艺术家一般不像企业家那样具有明确的利益诉求,因而不容易引起乡民的警惕和排斥;他们行为另类、思想怪异、个性突出,容易引发乡民的关注,容易使得乡民进入思想的困惑,从而导向思想的震动;艺术家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也容易引发乡民模仿和学习的好奇心;艺术家完全不同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把乡民带向全新的他者世界。

这么多年,政府一直在关注农村,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精准扶贫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很缓慢的,还没有从文化艺术上去研究及实践,这样艺术家才有了机会,艺术家自身也在不断的反思,艺术还能够干什么,让艺术与村庄、艺术与村民才有可能发生关系!从靳勒自己的经验来看艺术家能够介入到乡建的工作中来,看看艺术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用艺术的方式改变这个村庄。

2011年碧山丰年祭在祠堂里举办了诗歌课。在左靖看来:在面对乡村生活的凋零和农村的空心化时,诗人何为?诗歌课是一个简单的教育活动,是文学融入乡村的一种小小的尝试。诗人们在祠堂中向留守在农村的孩子们讲授和朗诵诗歌,不过是在恢复曾经有过的一种民间生活。文学进入一个曾经用作培植宗族凝聚力的乡村公共空间,触碰它未来的公民并努力亲近他们,也是文学对乡村所奉献的一点点薄力。

翁基村民合影

从2008年靳勒就想好了在石节子村建立石节子美术馆,石节村的自然现状和村民鲜活的生活、建筑都是美术馆的一部分。他说:艺术和村民的问题一直延续的。村民们的自尊、自信、生活方式及生活环境都因艺术家的介入而发生改变。2010年举办了石节子电影节受到了媒体的关注,乡政府主动为村里拉来了3车水泥,把脚踩了上百年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2014年村里拉上了自来水。我们尝试把村庄里的东西作为材料制作作品。2012年把花椒树枝、花椒籽、花椒、土块组合在一起创作了《石节子山水》。去年把村里的红土、黄土、果树枝、村民的毛发、衣服布条通过泥浆揉合在一起制作了《基因棒》作品,同时获得了收入。

令人触动的是诗歌课后,一个孩子写下:

三个样本 三种路径

虽然,石节子村与中国社会的变化比较还很缓慢,老靳仍然在为这种差距持续地努力着,从去年开始忙着联系西安美术学院和德国大使馆基金怎样利益石节子村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