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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旧迹有情应识我——启功先生与碑帖收藏 | 唐吟方

启功

彼得·保罗·鲁本斯 高举双臂的少年男子裸像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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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名扬海内外的书画大师,他独树高标的成就来自天分,更来自他的勤奋学习。更难能可贵的是,启功先生买艺术品并不是为了收藏。

49.1×31.5cm 黑色粉笔、白色高光 17世纪

2017年年底北京嘉德艺术中心举办“启功旧藏金石碑帖展”,媒体用“启先生的宝贝”来形容这些跟了他几十年的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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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纽约苏富比拍卖 成交价:820万美元(约合5566万元人民币)

启先生生前,他在碑帖研究方面的造诣为鉴定家、古典文学学者、书画家等头衔所掩,只有文博界少数与他交往的人士才知道,当年徐邦达把自己的弟子王连起送到启功那里,就是要弟子向启先生学习碑帖鉴定。

启功收藏的吴镜汀《江山胜览图》(局部)

读报,看到一则启功先生收藏的故事:启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学者,也是名扬海内外的书画大师,难能可贵的是,启功买艺术品并不是为了收藏。1997年12月15日,启功去京广大厦参观翰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书画拍卖会预展,展柜中有两个手卷吸引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地请保管员取出来欣赏这两个手卷,一件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作的题记,另一件是画家吴镜汀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他仔细观赏后说:“看见这两个手卷,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也想起了我的老师。”他当即决定用存在北师大出版社的稿费,买下这两个手卷。

启功与古代碑帖打交道,最早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1981年版《启功丛稿》(中华书局)收录的论文中谈碑帖的文字,采用的例证多与碑帖有关,可见他对中国古代碑帖之熟稔程度。1960年代至1980年代发表的《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从河南碑刻谈古代石刻书法艺术》《说“千字文”》等谈碑帖的文章,既是他研究的趣向,也是他利用碑帖资料从事研究的直接证据。他在《碑帖中的文学史资料》里说:碑帖资料有助于不同版本的校勘,有助于补充集外诗文资料,有助于历史人物史实的考证,有助于艺术史的深入研究。黄苗子曾将启功的碑帖研究内容概括为“从碑帖的流传经过,某碑到某一朝代后缺某字,其后又缺某字,翻刻、伪造本与真本的区别”,大致勾勒出启功碑帖研究涉及的范围与路径,着眼于碑帖的正本清源以及流传过程中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

1997年12月15日,我陪同启功先生去京广大厦参观瀚海拍卖公司举办的书画拍卖会的预展,展柜中有两个手卷吸引了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地请保管员取出来欣赏这两个手卷,一件是清代著名学者王鸣盛为经学家费玉衡《窥园图》作的题记,另一件是画家吴镜汀先生的山水长卷《江山胜览图》。

大凡说及收藏,为数不少的人都囿于为收藏而收藏的窠臼。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为了追求藏品的快速升值,甚至是为了炫耀、显摆。虽说这种收藏行为,只要是合法的,你也无可指责。但无论如何,尤其是从收藏的本源意义上说,以一个真正的收藏家的要求来衡量,这是很肤浅的。说到底,这样的收藏即便拥有快乐,那也是昙花一现的,一旦碰逢贬值的状况,则更会哀伤连连、情不自已。

碑帖研究除了历代留下来的文献,无法跳过最关键的实物,这大概是启功收集碑帖的真正原因。他的碑帖收藏与古董家追名射利的收藏不同,重在碑帖在研究环节中的作用。循着这个线索去看启功的碑帖收藏,似乎每一张拓片背后都有说不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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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真正的藏家,去收获伴随收藏过程而生发的诸多快乐,则必须向启功先生学习。启功先生曾言“我买艺术品不是为了收藏”,在笔者看来,这是他的谦逊之词,我们应当全面而辩证地加以看待。不是吗?启功先生掏袋买艺术品之举本身就是收藏行为,或者说,就是为了收藏,只不过启功先生的收藏就是在强调这样一个命题:莫为收藏而收藏。而真要做到莫为收藏而收藏,要旨在于“藏而忆”“藏而研”“藏而用”。诚能此,则始臻收藏化境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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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镜汀作画留影

有的藏家之所以对某一件藏品发生浓厚兴趣,以至勃发志在必得的决心,并非因为这件藏品拥有多少升值空间,而是因为自己与这件藏品曾经有过或参与或见证等多种感情交集,今日邂逅,生就无限的爱怜之情、爱惜之意、珍藏之心。启功先生收藏的上述其中一个山水长卷,正是他青年时期的绘画导师吴镜汀的《江山胜览图》。当年见到此图时,启功先生自是喜出望外。就如他自己所言:“1932年我跟吴老师学画时,亲眼看见他作这幅画。几十年过去了,当时的情景如在眼前。但这幅画完成装裱以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所以今天能再见到它真是奇缘,倍感亲切。”与其说,启功先生是在收藏一幅画,倒不如说,是启功先生在见证一段师生之间的难忘情缘,或者说,是启功先生想借此来表达对于老师的一泓怀念之情、挚爱之谊。

启先生收藏的《清八大山人法帖》(上图),是传世仅见的孤本。其中的《爱梅述》《酒德颂》《瓮颂》带有黄庭坚的痕迹,属于八大早期书作,与后来成熟的八大体不同,而《邵陵七夕文》诗则已见八大体的规模。在当时的古玩界,像《清八大山人法帖》那样的墨拓无人重视,启功不抱成见,从研究艺术史的角度看出它的价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八大学”兴起后,这部法帖被多位学者看好,再加黄苗子、王方宇的考证,这部法帖更扬名艺术界,其中的书迹图片屡屡被揭载于书刊,孤本一跃成为人们熟知的八大经典书迹。

他仔细地观赏后,对我说:“看见这两个手卷,让我回忆起很多往事,也想起了我的老师。”他当即决定用存在北师大出版社的稿费,买下这两个手卷。

收藏一件文物或者古董,对收藏者而言,千万莫要一收了之,不明就里而将其“打入冷宫”。我们既然花了钱,就要把它搞明白,这既是体现对一件藏品的应有尊重,也是玩收藏的不二法门。否则,就是花了冤枉钱,做了冤大头。因为只有把每一件藏品都搞懂了,也才能积累经验教训。有位藏家到江西景德镇出差,逛夜市淘到了几块老瓷片,其中有一个形似小罐子的圆形盖,内有一圈蓝色的字:京都前门内棋盘街路东。自然,他并没有为藏而藏,而是查资料以探究竟。原来,“京都”即北京,“棋盘街”是天安门金水桥以南,前门箭楼以北的一片区域。历史上,这片小广场被称为“天街”,因其方方正正,道路横直交错,状如棋盘,百姓俗称“棋盘街”。明朝时,这里就是商贾云集之所,史籍有“棋盘天街百货云集”的记载。为此,藏家推测,这瓷片应该是“棋盘街”某家商铺之物。沿着这条线索,他把重点放在“路东”,继续追查下去,发现棋盘街路东曾有过一家“桂林轩”的商铺,主营胰皂、胭脂、香粉之类,而此类东西又正好用得上小瓶小罐。更兼《朝市丛载》中把“桂林轩”列为“胰皂”类,并写明店址在前门内棋盘街路东。将地址烧印在了商品罐子上,目的是请顾客“认明坐落,记准牌名”。再翻阅其他资料,可知“桂林轩”至晚在道光时期就已经颇有名气的了。道光朝进士方浚颐的《春明杂忆》有一首为“月华裙子样新翻,缟素娟娟绣痕掩。金粉六朝无此艳,棋盘街侧桂林轩。”于是,藏家认为自己手中的这块老瓷片,或许就是当年某位景德镇居民使用“桂林轩”所遗,而更大的可能则是,当年“桂林轩”就是在景德镇烧制的,因为某种原因,这个盖无缘和它的同伴一起赴京城。藏家做如此跟踪考究,也算是这一老瓷片之幸了。自然,其中一番“文而化之”的考证,更令其对收藏融进了一份特别的领悟。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是启功对于米芾的偏爱,他尽自己最大努力,收集各种能收集到的米芾碑帖。

王鸣盛的《窥园图记》是由其本人口述,另由江艮亭用篆字书写的。杨钟义题签,先后有著名学者章炳麟、陈垣、黄节、余嘉锡、杨树达、高步瀛等人的跋语,正是这些跋语引发了先生对久远往事的回忆。

收藏,固然是要“收”之“藏”之,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藏品可以束之高阁。真正的收藏,除了欣赏和研究,有时还要在精心保护的前提下,善于利用它、使用它,令它“活”在当下,为当下的人们服务。比如启功先生买了旧拓《玄秘塔牌》后,不仅对原帖有缺失的字,找了《唐文粹》给补上了,而且还经常临写,且至少临了十一本。另有一位藏家虽未能收藏到书法大家的真品,但却收藏到了高仿品,也同样是喜不自禁。尤其是收藏到《宝晋斋法帖》《四欧宝笈》之类的高仿品以后,他更多是把功夫花在了读帖上。在他看来,读帖即是以心临帖,循情游走,而非机械地生搬硬套。久而久之,读帖不啻令其书法“形近而神似”,且更是因了他从中悟彻了大家们的书法创作规律,因而让其书法渐渐“脱胎换骨”而臻于开创“自家面目”的境界。不仅如此,持之以恒的读帖,还令其拥有了宋时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一样的心境——“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断崖苍鲜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是啊,他与黄庭坚们一样,分明觉得“诗即是书,书即是诗,诗中沧桑在书,书中沧桑在诗,诗书是高度融合的,是不可分割的”。如此“活学活用”收藏,可谓收藏有道。事实上,只有“消费”藏品,才是珍惜藏品;因为只有让藏品“活着”,藏家才会觉得自己的收藏不是徒劳的僵硬的,而是生动的极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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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收藏,理应是主观能动的,藏家必须在自己与藏品之间搭起良性互动的桥梁。没有桥梁,失去互动,藏品是藏品,藏家是藏家,这般为收藏而收藏之举,充其量不过是为保值增值而已。而一旦抽离了收藏的文化属性,干巴巴的收藏就会变得面目可憎,以至让人兴味索然。

《淮山避暑杂咏残石》(上图)是传世少见的一件米书拓本。启功在标题旁随手记下“李孟东兄所赠。原石未知在何处?今更不知已毁否?四诗俱不见《英光集》,亦不见《山林集拾遗》。”看来,因为是失载的米芾诗作,拓本才受到启功的重视。

启功重绘《窥园图》

(作者:赵畅 为评论家)

《清八大山人法帖》与《米芾淮山避暑杂咏残石》这两个拓本,都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碑帖鉴定家李孟东。李孟东(1913一?)河北衡水人,号癖砚叟。学徒出身,曾在琉璃厂东街开设“二孟斋”古玩店,与刘九庵、苏庚春、王大山并称为“琉璃厂四大鉴定家”。公私合营后进入北京工艺品公司,
其后在北京文物商店工作,是北京市文物局鉴定组成员,书法以章草著称。启先生《题李孟东先生所赠八大山人法帖》对李孟东有这样的评价:“勤于求问,故多识碑帖石墨及历史书画文物。”(见《启功全集》第5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

1933年,由于陈垣先生慧眼识才,启功先生得以先后执教于辅仁附中和辅仁大学,能够与在手卷上题跋的几位前辈学者同校共事,因而与这个手卷结缘。当时这个手卷由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先生收藏,启先生因与杨钟义有亲戚关系,曾经应沈先生的要求,代沈先生求杨先生为手卷题签。这样,启先生对手卷非常熟悉,而先生也曾经画过《窥园图》(此图现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呈给陈垣先生,以助老师题跋之兴。

同名碑帖,他会注意收集不同的本子。即便是世人不太重视的拓本,他也给予留意。展品中颇多这一类型的碑帖,启功通过他手里掌握的碑帖资料,结合文献记载作比较,往往能够发现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