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 隆庆开海

122. 隆庆开海

隆庆元年(1567年),隆庆皇帝宣布解除海禁,调整海外贸易政策,允许民间私人远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也称“隆庆开关”。明初“倭寇之患”开端,明太祖朱元璋出于政治、经济,特别是海防的需要,禁止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称为海禁。海外贸易以朝贡贸易方式进行。成化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白银需求激增,私人海外贸易的发展不可阻挡,海禁阻碍了中国对外商品交流和国内工商业的发展,故东南沿海地方官员主张开放海禁。嘉靖末年,平息了倭患之后,隆庆批准福建巡抚都御史涂泽民的建议,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虽然开放有限,仍不准与日本贸易,但是标志着民间海外贸易合法化,由此晚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逐步占据海外贸易的主导地位。此时葡萄牙人东来,明朝在澳门开埠,引进外商经营海外贸易合法化。生丝、丝绸、丝织品、瓷器等远销海外,换取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合两派观点来看,双方只是关注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明代发展进程来看,相对于明初以降一直延续的海禁政策,隆庆开海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从全球史视角来看,局部的、有限的开放并不足以使明朝抓住海洋发展的良机。

总体上看,嘉靖前期的开海主张一直被禁海呼声压制。直到嘉靖三十一年发生大倭患,时人对海洋局势的认识才逐渐清晰,开海主张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以唐枢、谭纶等为代表的开海派认识到,倭患根源在于海禁太严,寇与商本为同源,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开港互市实为消除倭患的根本途径。他们还指出,开海具有弭盗、安民、固防、增税等好处。林希元曾言:“佛郎机未尝为盗,且为吾御盗,未尝害吾民,且有利于吾民。”禁海派官员则认为,开海实为贪念一时之利,一旦开市,无禁无阻,有违祖宗成宪,若夷人乘机滋事,滋扰地方,则难以收拾。

  明朝建立之初,即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明太祖多次颁布禁海令,严禁濒海军民“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明成祖即位后,沿袭海禁政策,并奉为祖宗法度。此后,明廷三令五申,禁止人民私自出海贸易。然而,屡禁不止,民间开海呼声与违禁出海行为从未间断。嘉靖二年(1523)宁波争贡之役与二十八年走马溪事件发生后,海上走私贸易愈禁愈盛,尤其是自嘉靖三十一年起,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倭患。时人认识到,要消除倭患,保卫海疆安全,最好的办法是疏而非堵。闽、浙、粤三省官员不断上奏,请宽海禁,与主张严禁的官员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开海与禁海之争。

嘉靖年间开放海禁之议

  总体来看,持禁海主张的人试图以封锁海洋、禁民出海换取海疆安全,严重低估了海洋贸易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开海派的认识虽不完全准确,却能够以理性和开明的态度看待中外民间贸易,认识到开海通商势在必行。

明末,开放海外贸易已是时势所趋,关闭海洋不但不能阻止民间下海通番的浪潮,而且阻断了官方财路,这是明廷所不愿看到的。但是,因明朝海防日渐废弛,面对海上势力威胁时往往力有不逮,只能选择禁海这种被动保守的临时防御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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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末年,走私和海盗活动猖獗,加之荷兰人占据台湾,月港贸易迅速衰落,东南海疆陷入紧张局面,明廷下令关闭月港贸易,再次厉行海禁。至此,隆庆以降的开海政策被打破。明末,海洋政策陷入禁海与开海的反复变动中,仅天启、崇祯年间,就经历了开海、天启四年禁海、天启五年再次开海、崇祯元年再次禁海、崇祯六年复开的四次变动。

  隆庆开海否定海禁政策

综合两派观点来看,双方只是关注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明代发展进程来看,相对于明初以降一直延续的海禁政策,隆庆开海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巨大进步。但是,从全球史视角来看,局部的、有限的开放并不足以使明朝抓住海洋发展的良机。

  嘉靖年间开放海禁之议

禁海导致海洋文明中衰

内容摘要:即使在海禁时期,民间海外贸易的孔道也从未被完全堵塞。1593)明廷因日本侵略朝鲜而实行短暂海禁外,开海政策持续五十余年,不仅在明后期福建社会经济发展及对外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是对沿用两百年之久的海禁政策的否定,推动了海外贸易发展。陈尚胜、晁中辰、王日根等人则认为,仅开放月港一口,允许漳、泉二地商民出海贸易,且不准外国商人入境通商,无论从开放范围还是通商制度来看,都具有极大局限性,以局部地区开放来换取全国绝大部分沿海地区的海禁,造成了不平等的海外贸易环境,导致走私贸易再度兴起。然而,有明一代,开海呼声从未停止,并在隆庆初年得以实现,民间海洋力量在艰难曲折中顽强发展,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着官方固有的保守海洋观念,中华民族的海洋基因在海禁政策的包围和挤压下得以保存延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香料流动与中外文化交融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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