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懂得《李白》

时间:2011年12月07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

  2007年是中国话剧百年,有许多剧目在复排在重演,对于我来说,也等于将自己曾经饰演的角色又重新演绎了一遍。这些角色其实都伴随着我的人生体验,比如《李白》,角色和我之间,真的是一个由浅入深、由无到有的过程。

  第一次演《李白》是1991年,那时候我三十八岁,浑身是劲儿,但一场下来,就觉得很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还处于努力去演的阶段,精神紧张,尤其是朗诵“朝辞白帝彩云间”那几句,不喊觉得对不起观众,一喊又喊哑了嗓子,嗓子哑了不得不到友谊医院滴消炎药水。药得滴在声带上,水肿才能控制住。但是2003年演《李白》,年龄长了十二岁,这种情况反而没发生。

  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真是很重要的一年,到了五十知天命的年龄,碰到的事情很多,心情也几起几落。年初主要是《赵氏孤儿》,排着排着“非典”就来了,台下口罩一天比一天多,政府也下了通知,演出场所必须停演。《赵氏孤儿》的首演加一起只演了三场。

  4月11日,来了上级通知,任命我做人艺第一副院长,这也是《赵氏孤儿》排练过程中定下的。上世纪90年代就有人和我谈过,希望我做点人艺的行政管理工作,我一直拒绝。这时为什么又答应了呢?一是我自己觉得对这个剧院还有一份责任,而更大的动力是,想为林兆华导演提供更大的艺术空间。他毕竟年纪一把了,有个好的戏剧环境很重要。当然,这样的选择,对一个演员来说,肯定会有所牺牲,但我就是想试试,所以答应了,并且明确提出,希望和林兆华合作,把人艺带起来。对人艺我的看法是,以前有焦菊隐,人艺还像一棵包着心的菜,魂没散,现在的人艺也需要一个类似的人物做艺术总监,林兆华可以担当起这个角色。没想到的是,我的提议遭到了反对,甚至剧团里面也是一片异议之声,上面的意思更是,林兆华要退休,不应当担当职务。

  这让我很不开心。接受了这个职务后,剧院还给了我一间新办公室,配了奥迪车,但我觉得这都有如囚笼一般,完全把我困住了。这时候我又能怎样?我能举旗大干吗?谁跟我?真有人跟我,哪天我想撤时,那不等于害了人家?

  左思右想得不到解脱,戏又不排了,我就到美国看孩子,住在波士顿亲戚家中。他们住在大山里,我没事就跟她学画画、写字。待了有二十天时间吧,几乎天天失眠,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出国时特意带了本《道德经》,一边看一边悟。

  回来后,“非典”就快结束了,我们又开始排《北街南院》,我演一“非典”患者,小角色,台词不多,戏也不多,就是拿不下来。别人都注意力集中,热情高涨,而我根本入不了戏。这种状态让我意识到,一天不交辞呈,我就一天入不了戏。于是就选了一天去市委宣传部找蔡赴朝部长,到市委才发现是个星期天,没人办公。我就把辞呈托传达室的人转交,自己骑自行车回家了。这一递,演出的状态就回来了。于是从下半年开始,我从《北街南院》《赵氏孤儿》一直演到《李白》《茶馆》。我算了一下,到来年的正月十五,我共演了一百多场戏,好家伙,那个累!

  应该说,这一年的经历对我感悟李白的精神世界,是有帮助的。开始能理解郭启宏写《李白》,为什么要把点放在李白的后半生。他空怀报国之志,却陷入皇族嫡庶之争,蒙冤入狱,被贬夜郎。他以囚徒之身嗟叹“蜀道难”,又在白帝城被赦后放歌一曲“朝辞白帝彩云间”。身世之坎坷沉浮,是历朝历代中国多少个文人的缩影?而精神世界的开阔与浪漫,又是多少文人渴望达到的境界?

  如何在舞台上呈现李白作为诗仙酒仙的狂放,在我脑中还有一个参照,就是莫斯科艺术剧院的总导演叶甫列莫夫。1991年他来北京排话剧《海鸥》,正赶上8·19苏联解体事件发生。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剧协主席,心情很不好,向剧院请了两天假,把自己关在宾馆借酒消愁,还对于是之说:谁都别来宾馆看我。两箱北冰洋汽水,一箱二锅头,那两天他喝得昏天黑地。首演后不久他要回莫斯科,在机场与大家告别,还大喊“我要叛逃”、“我要留在中国”、“我要做李白”。那样子我永生难忘。大艺术家的灵魂都是相通的,所以叶甫列莫夫会说“我要做李白”。在中国排戏之余,他根本不去游山玩水,去的地方都是梅兰芳艺术馆、天津大戏楼这样的地方。

402com永利平台,  从这位俄罗斯艺术家身上,特别能感到,李白是穿越时空的,他就蛰伏在每一个有情怀的艺术家心中,只等命运将他唤起。当理想在现实中碰壁时,就会和李白相遇,想到他在庙堂与江湖间的徘徊,想到他的放浪山水与纵情诗酒。他在白帝城吟诵“朝辞白帝彩云间”那场戏,应该说是全剧的华彩,一个人百般压抑之后突遇大赦,心情豁然,以诗词歌赋拜别三峡白帝城,那里面有不平,有宣泄,有狂喜还有大悲。我在2003年演到此处时仍很激情,但不觉得累,因为思想与生理都达到了一种契合,进入了某种状态,是抑制不住的放开,一切水到渠成。2007年我又演了《李白》,应该说状态更轻松。演戏就是这样,有一个坎儿迈过去,就举重若轻,否则,就是个干活儿的,所谓的会演不会演,也伴随着人生的体悟。

  坦率地说,我演了那么多角色,只有演《李白》可以让我演到High,类似醉酒的那种High。我现在不怎么饮酒了,年轻时却很能喝酒。喝多了也胡来,挺尽兴的。想起1973年到1974年,我那时还在兵团的27连酒厂待过,那里做烧酒,工人们都把酒当水喝,以至于我一天到晚浑身酒糟味儿下不去。酒喝到酩酊大醉的状态并不值得说,我挺欣赏的是我们人艺那些老人“但得酒中趣”的感觉。于是之、林连昆、英若诚、朱旭,还有我父亲,都是活在诗酒书画中的人,他们懂得酒趣,能从其中获得自在。

  而我演李白的自在,首先是郭启宏所提供的台词空间催发的。郭启宏不愧是才子,词儿写得确实美:“乘长风而来兮,载明月以归”,真的是呼之而来,挥之即去,天马行空,纵横驰骋。艺术获得自由,就可以这样无中生有,念台词如饮美酒,加上人物空间又如此饱满,这就等于一匹马,给牵到了一个敞亮地儿,完全跑得开,你能不High吗?

6月12日,老戏《茶馆》再次上演, 12场演出票12小时内一售而空。

36年前推出中国第一部小剧场话剧,震撼性启蒙影响至今——
林兆华:戏剧变革的“绝对信号”

北京人艺;传承;文化观;戏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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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徐 馨

林兆华。本报记者 李继辉摄

对话人:郑
榕(表演艺术家、1958年版和1979年版《茶馆》常四爷的扮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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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存昕(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表演艺术家、1999年版至今《茶馆》常四爷的扮演者)

《绝对信号》剧照。供图/北京人艺

傅 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戏剧理论家、评论家)

鼓楼附近,胡同深处,82岁的著名导演林兆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跟妻子何炳珠一起,去附近的什刹海遛遛弯儿,在家看看书,家里的电视总开着,但是只有影儿没有声儿。与他厮守了大半辈子的舞台离他越来越远,进剧场看戏成了颇为难得的事儿。

任 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导演

对于36年前,因为他的一部戏而引发的那场戏剧变革,他挥挥手,“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然而,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林兆华和他的《绝对信号》注定不会被忘记。

6月12日,老戏《茶馆》再次上演,12场演出票12小时内一售而空。《茶馆》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65周年来最为世人熟知的作品,已演出近700场。本轮演出也是剧院为自己“贺寿”的唯一方式。而北京人艺之于中国当代戏剧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部《茶馆》。本期文化观象,我们邀请戏剧表演艺术家、导演与评论家共同探讨“人艺经验”,希望对中国当代话剧的发展有所助益。

欧洲初识小剧场

——编 者

原来戏还能这么演?

核心阅读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刚刚从十年浩劫中缓过劲儿来的中国戏剧处于一种空前活跃的状态。北京人艺尤其如此,艺术家们恢复传统优秀剧目,寻找被丢失的北京人艺演剧风格。如今令人高山仰止的老艺术家们,当时正值中年,创作力旺盛,剧院的每个排练厅里都是人。

●一个人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是否存有敬畏之心,是否怀有很强的信念,会直接决定自己的“产品”是否具有很强的精神力量

1980年年底,北京人艺《茶馆》前往欧洲巡演。在法国演出时,当地主办方邀请大伙儿去看了两场小剧场戏剧。小剧场里那种演员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时空转换,令大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戏剧魅力。

●话剧院团有没有能力平衡创作与时代之间的张力,是衡量戏剧新剧目创作水平,尤其是经典创作能力的重要指标,北京人艺的优势正在于此

虽然已经过去了近40年,演员丛林至今依然印象深刻。“那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小剧场戏,当时都有点儿傻了,剧场里中间一个方台,三面都是观众,演出还没开始,舞台上就有一个演员坐在上面吃面包,没有开演铃声,演员就直接开始演戏了。”趁着巡演,大家又看了十多部小剧场的戏。新鲜的舞台呈现和自然的表演方式都给了大家很大的冲击。于是之也觉得这种形式很有意思,表示北京人艺今后也可以尝试小剧场。

●探索性剧目为北京人艺的风格延续和话剧的“中国学派”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只要扎根于民族艺术深厚的文化土壤,就可以创作出为当代中国观众喜爱的优秀的话剧艺术作品

如今被国内戏剧界尊称为“大导”的林兆华,当时46岁,还是一个刚刚从演员转行的新人导演。1982年4月,鼓励创作的京沪导演会议举行,林兆华作为年轻导演参加。会议上,上海知名戏剧导演胡伟民提出了戏剧革命的三个口号,“东张西望、得意忘形、无法无天”。会议结束后,林兆华说,他要排一出新戏,剧名还没定。

●现实主义是广阔的现实主义,更重要的是,不管是什么主义,它对已经形成的传统提出了挑战,然后再次从生活出发、从生命出发,这就有可能出现新的创造,甚至是对传统极大的突破

那是编剧刘会远拿来的,一个以待业青年为主角的剧本雏形,林兆华一听就很感兴趣。但当时待业青年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剧中的待业青年又预谋犯罪,肯定没法儿搬上舞台。林兆华想出了一个“老车长拯救失足青年”的主题,让这个戏变得积极了许多,通过了剧院的审查,这个剧本就是《绝对信号》。

以1907年李叔同在日本成立春柳社为标志,中国话剧在今年迎来110周年诞辰;从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话剧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话剧团合并成为专业话剧院起,北京人艺今年成立65周年。两个时间刻度,标志了“北京人艺”与中国话剧之间炙热而密切的关系。

手电筒当追光

《龙须沟》《茶馆》《雷雨》《狗儿爷涅槃》《李白》,焦菊隐、曹禺、老舍、于是之、苏民、林兆华……从最早提出并探索话剧的中国学派,到创造出诸多经典剧目,北京人艺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也浓缩着60多年来中国话剧的起落。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是对逝去的时光与时光中远去身影的致敬——这是回望的姿态,更是面向未来的出发。

一次未被列入生产计划的尝试

治艺精神——

今天回头看,《绝对信号》其实还很传统——失业青年黑子跟少女蜜蜂相爱,但没钱结婚,车匪与他密谋盗车,他们登上了由黑子的同学小号任见习车长的一节守车(挂在货车尾部,运转车长乘坐的工作车),蜜蜂碰巧也搭了这趟车。于是,在车厢这个有限的空间内,围绕黑子、小号、蜜蜂之间的关系,以及老车长与车匪的较量,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最后黑子猛然醒悟,在与车匪的搏斗中倒下。

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

与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形式,《绝对信号》的剧本里包含了三个空间:现实的空间、回忆的空间、想象的空间。把这三个空间同时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在以前的中国戏剧舞台上还从未尝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