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引路人——张庚先生

时间:2011年12月16日来源:中国艺术报作者:沈达人

  纪念张庚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2月13日在京举行,本报特约请专家撰文,回顾张庚先生对中国戏剧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以表达对张庚先生的深切缅怀。

我的学术引路人——张庚先生

沈达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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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张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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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庚手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在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理论编剧系读书。1949年8月,国立剧专全校迁至北平。1950年4月,在华北大学第三部(文艺学院)的基础上,吸收东北鲁迅艺术学院和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部分教职工,组成了中央戏剧学院,我被留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1952年初,我从中央戏剧学院教研室调到张庚副院长办公室,担任院长秘书。当时,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是欧阳予倩,副院长是李伯钊、曹禺、张庚。1953年初,我又随张庚先生调到中国戏曲研究院,仍然担任张庚副院长秘书,直到1955年。这一年的秋冬之际,才调离院长秘书岗位,到院里的剧目室从事研究工作。以后,仍然在张庚先生的领导下,参加了《中国戏曲通史》与《中国戏曲通论》的集体编写,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的编纂工作。可以说,20世纪下半叶的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张庚先生的领导下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先生一直是我学术上的引路人。我特别不能忘记的是以下几件事。

  第一件事情与优秀戏曲剧目《白蛇传》有关。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以后,《文艺报》的编辑约请张庚先生撰写一篇关于《白蛇传》的文章。为了搜集有关《白蛇传》故事的资料,张庚先生带领我走访了周贻白先生。周先生当时在中央戏剧学院给学生讲授中国戏曲史,就住在学院对面棉花胡同一个多进深的院落里。张庚先生与周贻白先生是老朋友又是湖南老乡,见了面,俩人就很亲热地聊了起来。周先生知道来意后,马上到堆满各种书籍和报刊资料的书房里,找出有关《白蛇传》故事的一堆戏曲和说唱的剧本和报刊资料,要我点收。

  借到有关《白蛇传》故事的材料以后,张庚先生要我认真阅读、归类,提供他写文章参考。不久,先生写出《关于〈白蛇传〉故事的改编》一文,发表于《文艺报》1952年第12期。这是在先生的指导下,我第一次接触从事戏曲研究工作的基础——戏曲资料。20世纪50年代初,我与在中央戏剧学院担任助教工作的好友陈永康(陈丁沙),经常去前门外的剧场看戏曲演出,其中就有田汉先生编写的京剧《白蛇传》。我对戏曲实验学校的演出十分欣赏,又看到周贻白先生收藏的有关《白蛇传》故事的材料,大致明白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也很同情这个故事中的悲剧性主人公。这就为我以后参加集体编写《中国戏曲通史》、受命撰著第四编的《雷峰塔》一节做了较好的准备。我之所以能够圆满完成这部清代传奇的写作,与张庚先生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第二件事情与在戏曲舞台广泛流传的包公戏有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17年间,上海《文汇报》、上海《新民报》“晚刊”都有驻京记者。1954年10月,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记者来到中国戏曲研究院(院址在东长安街南夹道),向张庚先生约请撰写有关包公戏的文章。当时我正在院长办公室处理日常工作,张庚先生把我介绍给这位记者,并对记者说:“这篇文章我就不写了,我的秘书沈达人能写,你跟他商量吧!”我写定《包公戏的人民性》一文,请先生过目后,交给了上海《新民报》“晚刊”的记者。我记得文章是分成上、下两篇在报纸上发表的。这是我在张庚先生的提携下撰写的第一篇戏曲文章。从这篇文章的发表开始到1966年以前,我陆续给《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文艺报》《戏剧报》《戏曲研究》《戏剧研究》《北京戏剧》《电影艺术》等报刊写了一批文章,有剧评,也有理论文章。1979年以后,撰写的戏曲文章就更多了。

  在20世纪50年代,戏曲界的理论批评工作者写文章,常用“人民性”这个语词。它来自苏联文艺理论,是由列宁奠定理论基础的。列宁曾对蔡特金说:“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它们”(蔡特金《回忆列宁》)。张庚先生在自己的文章中,把列宁为“人民性”所做的阐释通俗地表述为:“贯串全剧的思想、感情、愿望、见解、态度属于人民,为人民着想,替人民说话”的戏曲剧目,就是有“人民性”的戏。又说:表达了“对老百姓有利的思想、看法、意见”;“为老百姓、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说话的剧本,都是有人民性的”。我就是依据先生对“人民性”的表述,写成《包公戏的人民性》这篇文章的。现在回忆起来,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讲:戏曲中的包公已经有异于北宋时代的“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包拯,是老百姓在戏曲中创造的理想人物。他不徇私情,不畏权势,毅然铡掉欺压、残害老百姓的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是为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由此可见,我踏上戏曲研究道路的伊始,不仅得到张庚先生的提携,也是在先生学术思想的引导下迈开自己的步伐的。

  第三件事与集体编写《中国戏曲通论》有关。《中国戏曲通论》是在1987年、1988年编写的,198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回想自己在编写第四章《戏曲的艺术方法》时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总不能忘记张庚先生对我的教诲。这一章的初始定名是:《戏曲的创作方法》。既然是论述创作方法,我就按照西方的理论模式,洋洋洒洒写了4.6万多字。这一章的三节标题如下:第一节,戏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第二节,戏曲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第三节,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在戏曲中的反映。从这三节的标题就可以知道,我完全是用西方文艺创作方法的理念来解释中国戏曲的。在编写组讨论这一稿时,张庚先生明确指出:“不要被外国理论牵着鼻子走,要根据我们自己(指戏曲)的情况来谈”,“要务实,要切合实际,抓住自己(指戏曲)的特点来谈”。接着又说:“创作方法的概念从外国来;中国(戏曲)有自己的方法,但不等同于外国的创作方法。”郭汉城先生也明确指出:“这样的写法,是在西方创作方法的理论框架中填塞进中国戏曲的例子。”其后,在张庚先生的主持下,经过集体研讨、商定:这一章的标题,改用《戏曲的艺术方法》。

  这是编写指导思想的转换。我就按照“艺术方法”这一新的指导思想,依据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对戏曲艺术方法的一些研究心得,写成《中国戏曲通论》的第四章《戏曲的艺术方法》。经过讨论、修改,最后于1988年6月定稿,全文4.5万字左右。这一稿的主要内容:其一是说,由于对舞台形象有不同的塑造方法,世界戏剧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的学说创造出来的西方写实戏剧,一种是从反亚里士多德模仿说出发而创造的西方现代派戏剧,还有一种是遵循中国的传统美学思想——创作者对生活有感受而创造的中国戏曲。其二是说,西方写实戏剧发展到极致,就强调戏剧要复制生活,同时要求舞台上呈现的生活图景要尽量隐蔽创作者的意图;而中国戏曲从不隐瞒自己所塑造的舞台形象,包括创作者的主观意图与所摄取的生活图景两个方面。其三是说,西方写实戏剧可以称做摹象戏剧,属于再现艺术。中国戏曲可以称做意象戏曲,它的艺术方法包括再现、表现两种功能。因为从再现方面来看,戏曲与写实戏剧相近,都要通过情节、情境、冲突、人物再现生活;而从表现方面来看,戏曲是通过诗化、歌舞化的唱念做打等手段,把自己创造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的,因而充满表现色彩。所以中国戏曲的艺术方法是再现基础上的表现。

  在讨论这个最后一稿的会议上,张庚先生说:“这样写就对了。整个是好的。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又说,这样写就“摆脱了西方理论的约束,提出来我们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当前文艺理论的一种趋向”。郭汉城先生也给予肯定,表示:“这样写突破了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理论模式,基本上写清楚了。”在张庚先生的谆谆教诲下,我终于完成了《戏曲的艺术方法》这一章比较艰巨的写作任务。

  先生离开我们已将近10年,可以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是:由先生参与创建的戏曲研究队伍,坚持不断奉献的精神,业已完成多项可喜的研究成果,并将继续完成更丰硕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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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张庚89岁生日时,沈达人(右)与张庚先生合影

张庚、郭汉城对前海戏曲研究的引领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陆西秦戏与台湾北管的比较研究”(编号:12CZW051)的阶段性成果。

——前海戏曲研究丛书出版琐思

中国戏曲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是在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其重要标志就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及相关著作的出版,并因此确立了相关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框架。此后,这一学科的研究队伍从小到大,学术建构体系日见完备,分工更日见细致。百年来,经王国维、吴梅、齐如山、郑振铎、冯沅君、周贻白、任中敏、孙楷第、钱南扬、赵景深、卢前、王季思、董每戡、张庚等一大批学术前辈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为后人留下了十分丰硕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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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眼,新世纪迄今已经十年有余,中国戏曲研究领域也发生了许多令人喜闻乐见的新气象和新变化。当然,传统的戏曲文献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热点研究领域——戏曲文物学的研究以及包括傩戏、目连戏等与宗教、仪式关系密切的前戏剧形态的研究等领域,依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新世纪以来戏曲研究领域最大的变化,是戏曲被纳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域关照下,所带来的新的研究范式的确立和更新。伴随着十多年来世界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情的高涨,兼及发展地方旅游经济的GDP压力,戏曲研究有扩大化和泛化的趋势,转而成为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一部分。

《前海戏曲研究:中国戏曲通史》张 庚 郭汉城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4年4月出版

然而,对新世纪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与进展情况,人们也并非猛然觉悟。正如傅谨先生在《中国戏剧的世纪性转折》一文中所说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戏剧领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尚未得到人们足够重视,甚至连这个变化的出现也还没有为多数人察觉。”①因此,完全有必要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戏曲研究的新变情况作些总结和回望。

  一

伴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中国戏曲研究的方法也出现了新的变化,新方法所导致的研究范式的变革过程渐渐清晰。这首先突出表现在戏曲研究从案头文本走向剧场空间再到社区空间的活态文化这一重大变动。

  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前海戏曲研究丛书》,一套共15种18册。这套丛书的面世,源自于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著名戏曲理论家郭汉城将自己荣获“中华艺文奖”的奖金捐赠出来,提出动议并资助了它的出版。经过精心策划编选,这套丛书几乎成为在张庚、郭汉城的带领下,自中国戏曲研究院、而后转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位于前海西街“恭王府”)的一批“前海”戏曲学者长期学术追求及成果的一个缩影。

众所周知,中国戏曲研究的开创者王国维先生尽管也曾涉及戏曲表演、音律等,但他着重挖掘的却是戏曲的文学价值。所谓“虽曾阐述源流,偶亦联系舞台事物,但其主要论点,却倾向于剧本文学方面。”②自此,中国戏曲研究的案头文本逐渐成为了自己的“学科小传统”。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权力对学术研究的过多干预,这一时期的戏曲研究受到诸多限制,意识形态过重,表现在戏曲研究领域,为多分析作品的思想性、人民性。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大量西方艺术理论涌入,不少研究者急于将西方各个领域的新理论直接简单搬来运用于中国的学术研究。这种以西方理论套中国材料的研究很快显示出弊端。随着在戏曲研究领域的不断尝试,研究者逐渐“从以往单纯的思想性批判,转入到文本本身的审美的研究;从价值的判别,转入到文化现象与历史事实的描述或阐释;努力拓展研究的视野,使文学及文学研究从政治的附属物中解脱出来”③。

  翻阅丛书,内容大体分为四类。

其实,早在20世纪,周贻白和欧阳予倩两位先生就已对纯粹的案头戏剧研究表示了不满。周贻白先生指出:“戏剧这一艺术部门,决不是单论文章,或者考订故事,就可以包举其全体的。专论文章,可以成为剧本文学史的研究,却不等于戏剧史的研究。同时,要谈剧本文学,最好是联系舞台表演来谈,才不致成为谈文而非谈剧。”④欧阳予倩也说:“以前研究戏曲史的几乎都只注重文字数据,很少注意演出,所以就不够全面。他们多半是关起门来翻书本,很少联系着各剧种的表演和音乐来进行研究;尤其难于结合演出,结合观众,获得比较准确的结论。”⑤1999年,康保成先生和黄仕忠先生、董上德先生在世纪之交对戏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中,也一再强调戏曲研究应该案头和场上并重,坚持剧本和演出形态的考察并重。⑥

  第一类是作者长期研究成果中的选粹,如张庚的《张庚戏曲论著选辑》、郭汉城的《当代戏曲发展轨迹》、阿甲的《阿甲论戏曲表导演艺术》、何为的《戏曲音乐思考》、肖晴的《戏曲声乐·音乐研究文集》、余从的《戏曲史志论集》、傅晓航的《古代戏曲理论探索》、颜长珂的《纵横谈戏录》。其中的一些精彩篇章,至今读来仍不能不让人赞叹、折服;

可见,文学本位的戏曲观念,使以往的古典戏曲研究不自觉地偏重于案头分析,多以纯文学的眼光观照戏曲,进而挖掘其文学价值。这种文学观笼罩下的戏曲研究法,随着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学术深度自身的拓展,其所存在的偏差日渐明显。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戏曲研究工作者都已逐步认识到此观念对戏曲研究带来的损害。更多学者则根据戏曲本身的特性,主动拓展自己的研究空间,对戏曲文化、戏曲学术史、近代戏曲、当代戏曲、少数民族戏曲以及地方剧种研究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多的关注。

  第二类是作者积多少年心血与心得汇聚一端的研究结晶,如黄芝冈的《汤显祖编年评传》、沈达人的《戏曲意象论》、黄克保的《戏曲表演研究》、刘念兹的《南戏新证》,尤其见出一种多年积累、执著探寻、终成一说的学术深度;

戏曲本身是综合艺术的表现,其存在与剧场、观众、社会风俗、人文环境、民众心理等外部因素密切相关。戏曲研究者逐渐意识到戏曲的这一特性,充分借鉴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其它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更新的戏曲观念拓展学术研究空间,自觉地对研究范式进行调适。当前学术界对戏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总结,尤以康保成先生为代表。1999年-2008年,康先生连续在《文学遗产》《民族艺术》《湖北大学学报》《中山大学学报》《文艺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组文章:《回归案头——关于古代戏曲文学研究的构想》《宗教、民俗与戏剧形态研究》《中国戏剧史研究的新思路》《以开放的心态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后戏剧时代的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其中,康保成先生主要的观点有:中国戏曲史是一张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充分认识不同戏剧品种的联系和差异,积极开展“活”的戏剧史研究,重视对剧本体制与演出形态的发展变化的研究;充分认识我国戏剧与民俗、宗教的密切关系;充分重视农村祭祀戏剧、少数民族戏剧、濒临灭绝的戏剧品种的调查研究等。在研究方法上,康保成先生提倡运用三重证据法,即文献、文物、田野资料相互参证;倡导中国戏剧史勿画地为牢,学者本人亟需挣脱学科归属的羁绊,保持自信;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希望学者把中国戏剧史当成一门不分国界的学问;研究中国古代戏剧形态,必须运用多方面的知识,分别对戏曲的剧本体制、音乐唱腔、脚色源流、演出场所、服饰化装等进行深入研究。

  第三类则是集中对近若干年来戏曲现状的深入思考,比如龚和德的《关注戏曲的现代建设》,他针对理论界有一种意见,认为戏曲属于古典艺术,故而“只可保存,不宜发展”,特别是当代戏曲出现的“转型期综合症”种种问题,而发表了广泛、即时而深切的学术评论;

新世纪研究方法带来的革新,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概括的:考古挖掘、田野调查等方法的采用使戏曲文献搜集走出书斋的局限,大大拓展了戏曲文献的来源途径。研究方法的变更改变了戏曲研究的基本格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热闹景象,使纯粹文学式的戏曲研究变成多元、立体的戏曲研究。⑦同时,研究方法的革新也给研究者带来了全方面的挑战。戏剧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坐在书斋和图书馆翻检历史文献,而是有时根据研究对象需要走向田野,走进生活,并了解和掌握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