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商帮兴起

114.商帮兴起

中国古代著名的十大商帮,一般认为大多是从明中叶开始兴起的。有徽州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广东商帮、江右商帮、洞庭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白银货币化,国内外市场扩大,为商人创造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商业资本活跃,市镇蓬勃兴起,城镇中聚集了大批商人。各地商人主要从事粮食、丝棉织品、盐茶、瓷器、木材和典当等业,也有从事奢侈品转贩的。部分商人投资于手工业。此时更多的人走向经商道路,是商品货币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在社会阶层中,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重本抑末的价值观已被颠覆。商品行业繁杂和数量增多,商人队伍日渐壮大,竞争日益激烈,国家又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因此商人们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济。商帮应运而生,起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明清宁国商人新探

只不过刚开始的茶马交易,也是官方垄断,私人不得贩茶。后来,利之所趋,私茶难禁,所以政府就开始放宽政策,效仿食盐开中之法,由原来的官收官销变为官督商销。这一政策,对于秦商来说,又是一个重磅利好。秦商开始大规模走上贩运边茶的经营道路,并居于领军地位。当时川康地区流传的民谣,“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就是秦商贩茶势力的写照。

商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无论是坐贾还是行商,其经营活动都是为了开拓市场,从而加速经商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宁国商人一部分在本府境内经商,一部分到外地经营,推动了经商地区的商业发展。

从1550到1654年明朝灭亡前的百年间,因欧洲海外扩张和掠夺的殖民地财富,以及对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特产的青睐,导致全世界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据统计,这一期间从海外流向中国的白银大约有1.4万吨之多,是同一时间段国内自产白银的10倍!而从1545年到1800年,则大约有6万吨,约1/3~1/2的美洲白银,最终都流向了中国。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的GDP也是全球第一。

3.热心公益,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同样地,棉布也是紧俏的军需物资。本地产的棉布不够用,秦商们就到江南区采购。巨额的棉布长途贩运,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陕西商业资本集团。用从江南采购的布匹,换取边夷的马匹,大量的马匹,又刺激了毛皮业的发展壮大。

关键词:明清;宁国商人;徽商

说到这里,顺带提一下晋商和秦商的关系。晋商和秦商由于地理位置相近,从事的商业活动也差不多,所以经常作为商业联合体,在各地也多是一起共事,且看全国各地多分布有山陕会馆就知道了。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博士)

人分九等,士农工商,商人自古是末流。到了明代,商品经济发达了,商人的地位也有所改观。那个写《项脊轩志》的归有光,就曾说过,“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商常相混”。甚至还有人认为商人从事商品经济,比那些守经求荣的所谓名儒,更有过人之处。

以上所述反映,宁国商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本府所辖县境内从事商业经营,他们与徽商等一起发掘本地的商机,共同开发家乡的市场,为推动本地区的商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明政府为了加强边防和安抚少数民族,实行边防和边贸相结合的交易政策。当时陕西所管辖的边夷,以游牧为主,产马盛地,却不产茶,而对于游牧民来说“不得茶,则困以为病”。所以明政府就推行了用茶易马的治边政策,“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

旌德商人除了在本省境内从事商业活动,更多的则是远贾他乡,在江苏、浙江、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河南等地区经商,这必然促进外地商业的发展。据《江氏宗谱》节录江希曾《旌川杂志》记载:“吾旌自设县以来,元明曾遭兵燹,而蹂躏不深。故生齿繁,而谷不足食,每年必由湾沚运米以济。居民谋生拮据,往往经营贸易,散之四方。自京师以及各行省,而以大江南北最多。道光末年,予族设质库外埠者六十余家,商店则如恒河沙数。”[9]第21册这段材料反映旌德江氏商人在外地经商的地域之广,并取得较大成功。

据说时速400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已经提上日程了。现在出门要是没有高铁,想想都头疼。

旌德县的货物转销情况,据该县方志记载,道光、咸丰年间,本县人口发展到最高峰,“人有余而土不胜”,半数以上的粮食均由商贾从芜湖、湾沚等地筏运以济,旌德米市也应时而兴。[7]102清末民初,工业品和南北杂货分别从绩溪县临溪、歙县深渡和泾县、芜湖输入。[7]360这些商品的购销,主要依靠本地商人来完成。另外,商品运输线路“旌绩驿道”也可得到启示,自唐至清,此道为徽宁二府经济贸易、官员往来的主要通道之一,公文传递频繁,货物运输不息。[16]80这其中必然有宁国商人的积极参与。

同样,在大明代,如果没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商人们步履维艰,宅在老家,还怎么拉帮结派,成就商业帝国啊。

宁国河沥溪老街

那年花开月正圆,正值清末动荡的年代,“吴安寡妇”一人之力,镌刻了秦商末路最辉煌的一段传奇。

此外,宁国商人还设立义渡,方便和帮助行人商旅通行。例如,泾县曾有五位商人共同出资在县内设立了“上坊渡”。旌德商人的义举,如江一廉“牵车服贾,方起家,慨捐银二千金造黑溪长春桥。”[26]卷8《人物志》康熙五十七年,旌德县三溪石壁大路被蛟水冲坍,舆马负贩阻塞不前者数月。旌商朱文焕“倡首捐资千五百金,坚砌坦夷,至今行旅称便”。[27]卷8《人物》还有旌人汪秉璧,“贾汉阳积赀,喜行善举,归里独力造聚金桥,并构殿阁凉亭,以为村之北障,沿溪筑堤砌路,计费千数百金”;汪上裕“在江右独立建大塘桥,费千余金,毫无吝色”。[28]卷7《人物》太平商人在修桥铺路方面也有很多作为。如林贵懋迁江右,“平治路、修桥梁,凡二十年前后所费共二千金有余。”[1]卷末《补遗》胡国理曾“出千金修通徽州太平路十数里”[23]卷254《人物志》。又如杜伯端尝贸易徽州,稍有余资,辄行善举,对歙县岩寺等处桥梁亭路,倡捐募修;李绍祖道光时侨居贵池之唐田,倡建永济石桥三洞,费数万金;李志发同治初年营业湖北董滩口,“独资重建距董市十里之龙灯桥,行人称便”。[22]《人物类》宁国商人的善行义举,不仅方便了行人和商旅,也有利于社会的有序正常发展。

注:[1]
古代中国十大商帮: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徽州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

明代中期起,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相继在国内兴起。其中,宁国商人是兴起于皖南地区的一支重要商帮,常与徽商并称为“徽宁商帮”。一般认为,宁国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宁国府所辖的泾县、旌德、太平、宣城、宁国及南陵六县商人或商人集团之总称。它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形成于嘉靖、万历年间,鼎盛于清康熙、乾隆至嘉庆之际,衰败于清咸同年间。揆诸明清商帮史论著,宁国商人研究虽有部分成果①,但宁国商人的兴衰历程、宁国商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徽州商人之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尚薄弱。本文依据大量的宁国商人史料,试图对此问题探讨,就教于方家学者。

此外,陕西八百里秦川,草本植物发育,盛产各种药材,也是烟草生长的沃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使得药材和水烟,成为秦商又一经营对象。

坐贾家乡,推动本地商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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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家魁

根据1570年成书的《天下水陆路程》所记,那个时候,全国水陆路程有143条,其中南京至全国各地的长途路程就有11条,通过8个方向,构织成一张四通八达的商道网络。“滇南车马纵贯辽阳,岭徼宦商横游蓟北,为万方里中,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

具体来看,泾县的榔桥镇,早在明代中叶,已成为泾县东南乡商贾和徽商运销木材、茶叶、蚕丝等商品的集散地。在把本地丰富的农副产品转化为商品过程中,商人尤其是本地的宁国商人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伴随着道路交通的发达,商品流通也日益兴盛繁荣。单枪匹马,单人独斗,已经完全不能应付这么兴盛繁荣的商业格局了。有句古话,“盐业之利尤巨,非巨商贾不能任。”所以,商人们呢,就需要以群体的力量,集中巨额资金,展开经营活动,才能达成规模效益,巩固实力。

在旌德县,明末清初已有很多人外出经商,自乾隆以后,掀起经商热,经商成为时髦的职业。当时本县北乡通泾县之徽水货运十分繁忙,仅三溪古渡就有筏户八百,竹木土产水运至芜湖,县内贸易由此兴盛。旌阳、三溪的布店、货栈、钱庄、当铺盛如都市,商号满目,店旗交错。庙首、杨墅、朱旺村、大礼村等都是繁华的集镇,“穷乡僻壤之区,均成市廛林立之所”。旌德人“因商致富”,特别是巨商大贾,以其雄厚的资本投资家乡。[7]4

秦商自成一派的时期大概是在明代中期。

宁国县的首镇河沥溪,商业比较发达,这里既有泾县人经营的各类商号,又有绩溪商人开设的店铺。那时的河沥溪正街可谓商贾林立,是皖南山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当地的竹、木、柴、炭、茶叶和土特产品要运出去,日用百货、布匹等要从外地运进来,都需要有宁国商人的经营活动。清代,宁国县商业市场形成,宁国商人把本地所产竹木、柴炭、桐油、表芯纸等特产外销,换进食盐、布匹等所需商品。如宁国县商人叶德松,光绪六年在江苏溧阳南门河沿“德丰”木行当学徒。三年满师升为水客,前往江西、汉口等地采购木材。数年后升为经理,经常赴江西、湖南、湖北采购木材远销上海、南京一带。[17]77这些商业上的举措,无不促进了各地农副产品向商品转化。

秦商把粮食交上,拿到的只是盐引,要想拿盐还要到产盐的地方去。所以一时间,全国各大盐场都能看到秦商的身影。在盐利最大的两淮盐场,秦商的势力仅次于徽商。孙俪饰演的“安吴寡妇”,就曾在扬州开办分号,大展身手。在四川盐场,秦商几近占据垄断地位,“为盐商者,多系山陕商人”。

行商他乡,促进外地商业发展。大量的史料记载,宁国商人在外地开辟了很多的商业市场,取得了一定的业绩,为经商所在地区的商业化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又以泾县、旌德和太平三县的商人表现突出。

秦商的兴起,得益于两项中央政策——食盐开中茶马交易

三是社会影响较大。鼎盛时期,宁国商人同徽商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他们或合作或竞争,常被并称为“徽宁商人”、“徽宣商人”。宁国商人虽然在总体实力上尚不如执商界之牛耳的徽商,但是在不同地域及行业,宁国商人有时并不逊色于徽商。譬如,在芜湖、苏州、松江等地,泾县、太平两县的烟草商人十分强势;在宣纸、雨伞等行业,宁国商人有着徽州商人不可比拟的资源优势。

明代元而兴,山河一统,“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极八荒”。

宁国商人的兴起与形成,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一,商品经济的发展。宁国商人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环境影响而兴起,《宁国府志》将此情形称为“势”,“百工技艺之人,商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徼,亦势使然也”[1]卷9《风俗》。此时,商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者寡矣,士之读书将以商禄,农之力作将以商食,而工而隶而释氏而老子之徒,孰非商乎!”[6]卷10《江湖胜游诗序》其二,迫于生计。明成化年间,受人多田少、自然灾害、人口激增等因素影响,宁国府所辖六县人地矛盾骤然加剧。据当地文献记载,“民食朝夕饘粥不免于饥,红女终岁纺织不免于寒”[7]102,“人皆欲有生,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8]。可以说,经商成为当时宁国府人谋求生存的唯一出路。其三,受利益驱使。经商不仅可以谋生,还可以获得“机利”,正如前文所述“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宣歙之间,其民尽仰机利,行贾四方”。上述三种因素促成宁国商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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